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交往关系

及其行动逻辑

摘要：本文通过对广州地区非洲人的调查，发现非洲商人在广州的社会关系呈现紧张、冲突、既竞争又合作等不同形态，这些关系形态呈现出多个层次，且每个层次所遵循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第一层，内核的社会关系，即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之间主要遵循的是情感原则；第二层，他们与既是朋友又是商业伙伴的群体之间遵循着的则主要是“情感+利益”的原则；第三层，外围的社会关系，主要遵循的是利益关系原则。这些社会关系具有差异性、可渗透性、可转化性以及多层次性的特点。

关键词：非洲人 社会关系情感原则 利益原则 差序格局

 

一、问题缘起

移民是社会学家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有关移民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在殖民地时代，出于政治的需要，殖民宗主国向被殖民的国家派遣移民，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对被殖民国家的统治。今天，移民的方向和趋势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则是落后国家的居民通过各种合法、不合法的途径移民到相对发达的国家，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就在向他国输入移民，是一个典型的移民输出国家。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有大量的东南部居民到东南亚、欧洲和美洲去淘金。目前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居民通过各种途径不断的向全世界移居。有关这些移民在移入国的生存状况、适应情况和同化状况，众多的学者在学理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吴景超1989:257-273；周敏，1995:17-23/2006:175-216；庄国土，2000；李明欢，2002:594-628；丘立本，2000:5-36；周南京，2001:125-176；李安山，2003:27-76）。这为国际移民理论的丰富和国家侨胞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个业已发生但又易被忽略的现象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紧密接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开公司、创办企业，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员工到中国本土生活，另一方面，最近十年来中非贸易的迅猛发展，大量的非洲商人涌入中国沿海地区如广州等城市。于是大量的外籍人士到中国本土生活，其中有的甚至与中国人通婚，在中国定居，开始逐步融入中国社会。但目前从移入国的角度来研究移民往往被忽视，而仅有的有关上海和哈尔滨的犹太人研究基本上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有关中国的外籍人士的社会学研究则很少。作为广州地区外籍人士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非洲人在广州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他们经历了哪些文化冲突，又通过哪些策略来适应广州的生活？这些问题都亟待研究。

二、文献回顾

 

有关移民在移入国的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大致上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主题展开：一是有关社会适应的理论探讨。学术界在有关移民在移入地的适应问题上，主要有同化论的观点，多元文化论观点以及分层同化等三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Alba et al,2003； Massey et al.,1994； Park et al., 1921:15-33；Portes, 1995:248-249）。二是有关社会适应的结构和维度的探讨。沃德及其同事认为适应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会文化适应（social cultural adaptation）。心理适应是以情感反应为基础，指向在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在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或较少产生抑郁、焦虑、孤独、失望、想家等负面情绪，就算达到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是指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是否能与当地文化的人有效进行接触（Searle & Ward ，1990)。陈慧等人(2003)则把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分为生活适应、公德意识适应、交往适应、社会支持适应、服务模式适应、社会环境适应和当地人生活习惯适应等七个维度。

艾肯（Aycan，1997：117-140)发展出了同化模型，他认为在适应的最高阶段应该包括心理和调试的结果，适应和行为是移民成功的最重要两条标准，成功的适应是良好行为的衡量标准。同时，他认为移民的适应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包括了心理、社会文化以及工作相关的调试。赛尔（Searle）和沃德（Ward）通过对跨文化移民的实证研究，展现了适应过程中的心理和社会文化调试（Searle & Ward，1990）。上述两项研究都强调了社会文化和心理调试，后续的研究验证了社会文化、心理适应和工作适应一样重要(Brislin, 1981； Hammer et al., 1978)。这些研究结论尽管被后续研究支持，并享一定认同，但最有影响仍属布莱克和他同事的成果(Black et al., 1991a/1991b; Black & Stephens, 1989)，他们的研究被后来的移民研究频繁引用(Bhaskar et al., 2005)。

布莱克（Black）等人指出移民的适应包括三个方面：一般适应，包括了本地食物、交通、生活条件、娱乐设施以及医疗设施等感受；交往适应，包括同移入国居民在工作内和外的交往情况感受；工作适应，指对所从事工作的感受(Black et al.,1991a)。过去的几十年有很多移民适应的模型和理论得以构建(Aycan, 1997:117-140； Berry, 1997；Black & Stephens, 1989； Black et al., 1991； Brislin, 1981:76-89； Hammer et al., 1978；Searle & Ward, 1990)，纵观这些理论共同的方面，都强调了适应的心理层面、工作层面和社会交往层面的内容。社会交往状况是衡量他们在移入地社会适应状况的重要指标。

三是有关移民的适应策略研究。跨文化情境中的文化个体的适应策略的理论主要有三个：文化学习的观点，压力应对的观点，社会认同的观点。文化学习（culture learning）的观点认为个体从自己熟悉的环境步入他者的文化氛围，之所以会产生一系列的障碍和困难，主要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把握新文化的社会交往规则和特殊的“符号”内涵。因此个体只有通过不断学习与文化相关的知识和技巧才能逐渐达到文化适应。这种观点强调通过模仿、观察等主动学习新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往技巧以解决面临困境；压力应对（stress coping）的观点认为个体在跨文化接触时在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价值观等方面会产生变化，受到一定的冲击，而这些都是能给个体带来“压力”的“应激源”，它们通过影响个人的情感、行为及认知使人产生适应问题；社会认同理论由 塔杰菲尔（Tajfel ）和特纳（Turner）（1986:335-358） 提出，同前述不同的是，它把关注的焦点从引起跨文化适应的因素转移到跨文化个体在此经历中所产生的变化，尤其是认知上的改变，包括价值观、态度、期望等。芝加哥学派认为，迁移人口的适应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改变自我，用较长的时间进行调适。调适包括:1.改变职业；2.改变生活方式；3.调整社会关系；4.参与社交活动；5.改变居住环境；另一种适应的模式是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Park et al.,1921：27-33）。当移民形成一个移民网络的时候，迁移者会在新的社区中重建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如海外华人在中国人聚居区建立起来的唐人街（周敏，1995:214-249）。在移民适应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当地的社会关系是移民适应移入地的重要策略。

四是有关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生活变化，时间对心理适应的影响，歧视与偏见，社会支持以及文化的影响。内部因素则包括评价和应对方式、人格、知识和技能和个体特征（陈慧、车宏生、朱敏，2003）。

五是有关适应结果的研究。文化融合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保持对自己母文化（native culture）的认同，另一个是保持与当地社会群体的关系。这两个维度整合在一起，可以组成四种文化融合的态度。有人认为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与当地社会群体的关系同样重要，是整合（integration）的态度；只保持自己的文化，不看重与当地社会文化群体的关系，是分离(separation)的态度；看重与当地社会文化群体关系而不考虑保持自己文化的人，其态度是融入（assimilation）；最后，那些即不保持自己文化，也不看重与其它文化群体接触的人，所持的态度是边缘策略（marginalization）(Berry ,1990：232~253)。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移民在移入地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是他们在移入地社会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策略也是他们适应当地社会的重要手段。因此，移民在移入地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是社会适应过程的具体体现。但移民文献中，有关社会适应的研究，目前基本上是通过量化的社会适应量表来评测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很少有文献专注移民在移入地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具体状况和过程。而聚焦移民在移入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对于我们更细致的了解其社会适应是十分有意义的。目前有关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研究，只有李志刚和薛德升等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小北路非洲人聚集区的社会空间状况（李志刚、薛德升、Michael Lyons Alison B，2008），其他的方面基本上处于空白，因此，本文拟从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视角来研究广州地区非洲人。

由于绝大部分的非洲人在广州主要从事中非贸易，出于本次研究的需要，本文研究的对象限定为来自非洲地区，在广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从事中非贸易的非洲商人。资料收集方法主要为半结构式访谈，对象选择主要是在非洲人聚集居住的登峰社区、三元里以及火车站附近的商贸城和广州的各个教堂这三类区域，随机选择好第一批对象后，然后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取后续样本。但由于很多调查对象因签证过期而非法滞留，其戒备心理较强，访谈时有意隐瞒相关信息的情况时常发生，为了确保收集资料的信度和效度，除了对非洲商人直接进行访谈外，我们还对部分非洲人居住所在社区的居民、房产中介以及从事中非贸易的中国商人进行了访谈，用侧面收集的资料来验证直接的访谈资料，该调查自2008年12月持续至今。

 

 

三、非洲商人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

（一）广州地区非洲人概述

有关广州非洲人的精确数量，目前官方没有公布，但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目前常驻广州(6个月以上)的非洲人达2万余人。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南方周末》2008年1月25日）。据《广州日报》2007年12月13日的报道，目前非洲人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

目前非洲人已经遍布整个广州的大街小巷，其居住模式呈现部分聚集居住和部分分散居住两种模式。聚集居住的非洲人多半分布环市东路片区以及三元里片区。环市东路片区指广州市环市东路为中心的秀山楼、淘金路、花园酒店、建设六马路等一带。这一片区的秀山楼、陶瓷大厦、天秀大厦、登峰宾馆、登月酒店,  以及怡生大厦、恒景大厦、恒生大厦、国龙大厦、永怡大厦等商业写字楼中都有外籍居民入住。并在小北花圈和登峰所辖的越洋商贸城以及下塘社区形成了大型的非洲人聚集区，被称为“巧克力”城。而三元里片区主要是指三元里为中心的白云区金桂村、机场路小区等地，主要是经营鞋类、服装生意的非洲人居住，近年来不少从事中韩贸易的韩国人也聚集在此（李志刚、薛德升、Michael Lyons Alison B，2008）。而分散居住的非洲人则分散到了广州的各个角落，甚至远到城郊的碧桂园社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签证口径的收紧以及警察的驱赶，目前他们分散的速度更快，面更广了。

据我们前期的探索性调查发现，目前在广州的非洲人主要以男性为主，女性较少。从事的职业主要是贸易和体力劳动两种，也有少量非洲人从事文职和教师工作。其中贸易主要集中在登峰街，小北花圈以及三元里附近的贸易城，而体力劳动者主要在永平街的仓库区域活动，这部分人中很多是签证过期而非法滞留广州。总体来讲，从事贸易的非洲人占了绝大部分。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这些从事中非贸易的非洲商人。

非洲商人入境后，多半选择广州为立足点。因为广州是整个珠三角的贸易中心，广州有从事各种商品贸易的公司，以及各类成熟的专业市场。大宗物品贸易通过广州的贸易公司就可向珠三角乃至江浙的工厂下订单，小宗物品直接可以在专业市场的档口拿现货。因此，广大非洲商人在广州就可以方便的完成各类贸易，绝大部分的非洲商人生活在广州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在广州的非洲商人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持临时签证入境的，这类人多半最初不是为做生意的目的入境，但到达广州后，顺便也给国内的商贸公司采购一些物品，从中赚取差价。这类兼职商人逗留期短，基本上在广州逗留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另一类是以做生意为目的入境的非洲商人，他们达到广州后，即开始寻找货源，并比较价格和品质，最终敲定订单。但由于订单到出货有个期限，同时非洲到达广州的机票昂贵，为了减少成本他们往往是做了好几单生意后才回国，这段时间内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延长签证时间。因此他们会在广州逗留少则2、3个月多则长达一年。还有一类人，他们具有丰富的商贸技巧和多国贸易的经历，成为他们国内某个大公司派驻中国的常任代理，长年累月定居广州。这类人到达广州后一般都注册了正规的贸易公司，并有办公室，其主要职责就是在广州为国内的公司采购各种物品。他们主要从国内的公司领取薪酬，同时，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国内其他客户采购物品，获取一定佣金。这类商人身份地位较高，而且定居中国时间长，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对广州的工作和生活已经非常适应。

非洲商人到达广州了之后，最初感受了中国文化的新奇，但很快即面临了异国文化的冲击，在工作和生活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和冲突，但随着时间的增长，以及经验的丰富，他们也慢慢的能够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了。为了展现这样的一个过程，本文主要是通过广州地区非洲商人在日常生活中与各类群体的交往，做生意过程中的交往以及他们与广州管理部门的关系的情况，来分析其中出现的交往问题以及他们的应对方式，并概括出他们社会交往主要遵循的原则。

 

（二）日常生活中的关系

1.非洲人与普通市民的交往状况：紧张——接纳

生活习惯差异导致的结果：紧张。很多非洲人来到广州以后，或在住宅小区里租房，或在城中村中租房，这样他们就免不了要和周围的居民打交道，但由于双方的生活习性上的差异，还是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和冲突。

根据我们的调查，不论是住宅小区还是城中村的中国居民，都有提及非洲人的作息时间问题。据他们反映非洲人一般晚出晚归，喜欢夜里活动。 一般情况是，大约中午吃完午饭后，他们就出去了，然后半夜才回来，他们回来后喜欢在房间里大声的唱歌或朋友聚会喝酒，而这个时间段附近居民都已经入睡，他们的活动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休息，因为很多居民需要第二天早起上班，而那些睡眠状况不好的老年人更是没办法入睡。非洲人的入住打乱了他们正常平静的生活，但绝大部分的居民由于语言上的障碍，没办法同非洲进行直接沟通，许多市民只好到相关部门去投诉非洲人扰民。另一个多次被提及的则是香水问题，绝大部分的非洲人都会使用香水，甚至很浓的香水，因此，在距离非洲人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香水味，公交车、商贸城、大街上、商场里经常能闻到这种味道，很多中国人并不习惯这种气味，其中还有一些人对香水严重过敏，香水在非洲人和中国居民之间也导致了一些问题。

关系改善策略：相互学习和理解。关于生活作息时间的问题，绝大部分的非洲人得到相关部门的规劝后，都能做出相应改变，如开音响时关闭门窗，朋友聚会时尽量放低声音。但晚睡晚起，晚出晚归的习惯则没办法改变。受访的大部分中国居民表示，非洲人已经做了相应改变，减少了对他们生活的影响，由于得到中国居民的理解，这种作息时间导致的紧张关系随之缓解。而香水问题，他们一直都有使用香水的习惯，不仅是他们文化的体现，也属于个人喜好问题，很难强制要求他们改变。大部分的中国人也表示，尽管不喜欢这种味道，但是表示理解。他们尽量去习惯这种味道，对香水过敏的人则选择自动远离。那些同非洲商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由于频繁接触，完全适应了这种香水的味道。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习惯，这些是我们不能强求改变的，再说了香水也没对我们生活和生命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经常和“黑人”打交道，以前很不习惯，但接触多了，也觉得其实也没什么的。”(Z-M-081216)

 

“我对香水过敏，所以看见有黑人上车，我就离得远远的，尽管我非常讨厌香水，但我还是尊重他们，毕竟这是别人的生活习惯，不能因为到中国来了，就一定要改变。”(L-F-081212)

 

改善的结果：接纳。我们可以看到，在作息时间和生活习惯这两个方面，非洲人和当地居民都产生一定程度的紧张，但是中非双方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非洲人改变了大声喧哗的习惯，广州居民也对他们使用香水的行为表示了足够的理解。原来因为文化差异导致的紧张，随着相互的改变和调试得到了缓解。广州市民开始逐步接纳了非洲人。

 

2.非洲人与房屋中介的关系：依赖和合作

一部分非洲人来广州后住在酒店，如登峰宾馆这样的涉外宾馆，但绝大部分的非洲人来到广州以后自己租住房子，他们或租住在郊外社区如丽江花园，或租住在市内住宅小区如麓湖花苑、集贤苑、金麓山庄，或租住在城中村如登峰村、下塘村。因为租房需要，他们免不了与房屋中介打交道。

广州的租房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中介在租户和客户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沟通作用，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房屋中介和非洲客户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房屋中介会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登记，一旦有好的房源，会立即通知非洲客户看房，在他们考察满意后，会商定租金等事宜。一旦生意成交，租住双方会签订中英文双语的房屋出租协议，中介会协助他们完成在社区和派出所的登记备案。非洲客户会在租房后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他们会向房屋中介求助，房屋中介一般会尽力提供帮助。例如，由于他们看不懂中国水电费以及垃圾清运费用的缴纳方法，往往会错过规定的缴纳期限，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断电的困境，但他们由于语言不同，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会向中介求助。中介会耐心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断电了，并向他们说明水电的缴纳方法和缴纳程序，对于那些工作繁忙或者不喜欢每月缴纳水电的客户，有时候中介也会直接代他们缴纳或者动员房东代他们缴纳。

在租房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存在着损坏家具面临赔偿的纠纷，但他们因为语言障碍没办法和出租户主沟通，这个时候也会请来中介进行中间协商。中介会详细的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赔偿，以及合理的赔偿额度问题。

他们同房屋中介的联系会持续的保持着，并不会因为租房成功就结束。由于这种客户的工作量大，因此在房屋中介行业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即非洲客户来租房要比普通的中国客户租房贵10-20%，其原因就在于房屋中介要额外帮助他们处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非洲人对此表示理解，并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往往和中介成为了朋友。不少中介不仅帮非洲人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也成为他们心理倾诉的对象。有时候他们也会将自己的私人问题来询问比较熟悉的中介人员。

 

“曾经有个客户，在警察查证的时候，被查出来签证过期，非法滞留广州，被抓了进去关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和我已经很熟悉了，我们以前经常一起吃饭喝茶，成为了朋友。他被抓进去后，打电话来让我处理他的家具和私人物品，然后把钱打入他指定的银行账号，我都照办了。他对我非常感激。”(X-F-081223)

 

“好些客户都给我说过，现在签证非常麻烦，根本续签不了，没办法只好出高价找公司代办，但现在骗子很多，他们很多人花了高价办到的却只是一个假证。我也觉得他们满可怜的。既然这么多人到广州来经商，毕竟还是对我们的经济有益的，政府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正常续签呢？”(L-F-090318)

 

3.部分非洲人与出租车司机的关系：冲突

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出租车司机不喜欢做非洲人的生意，据我们的分析，原因在于：一是出租车司机对非洲人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特别是那些广东本土的司机，他们一般称非洲人为“黑鬼”，认为他们的肤色太难看，并且不喜欢他们身上的气味。另一个则是对非洲人的误解。这个主要是指他们认为非洲人经常不按打表器上的计价金额付款，而是折价支付。关于第二点我们做过调查，非洲人之所以在司机们中形成这样的印象，也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的确有少量的非洲人曾经飞单了。另外一个就是有部分司机故意绕路，从而超过了到目的地的正常金额，而非洲人只肯给付正常金额。由于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非常大，而且可以方便的通过车载电台联系，当天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通过电台以及车友网络传播。也正是网络的这种特点放大了对非洲人负面评价的效应，从而造成一些出租车司机不愿意做非洲人生意。但绝大部分的出租车司机并不拒绝做非洲人的生意，一方面他们受到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并没有亲身经历非洲人飞单和折价支付的情况，只是耳听传闻，到底是否属实，他们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做非洲人生意是不理性的行为。绝大部分的出租车司机不拒绝非洲人生意，从一个侧面表明非洲人飞单、不按计价器支付车费的现象只是个别现象。

 

“有次，我打车回东圃，我经常打车所以知道每次大约在25元左右，那天这个司机却带着我到处乱转，我什么都没说，等到了，表上显示 34元，我依然什么都没说，掏出26元车费给他，车费25元外加1元燃油税。我一分钱都不少他，这是我做人的原则。那个司机看见我只给26元就 开始在那里抱怨和吵了，最后他发火了，我一看，本来就是你错了，我也发火了，用潮汕话回答道，‘你要怎么样，别以为我是外国人，就想欺负我，我给你说，我不是老外，我是潮汕人，你明显是绕路了，是你不对，但我仍然不少你正常的车费’，他一看，我居然说了很标准的潮汕话，而且对打的行情非常熟悉，也没吱声了。我就下车走了。”(M-M-090311)

 

从以上非洲人经常接触的人群的关系来看，尽管居民和非洲人之间存在着一些小的摩擦，但却不存在着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总体上讲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和睦与融洽的。

 

（三）商业关系

1.非洲人与中国商家的关系：合作——竞争——合作、竞争并存

非洲人来广州进行贸易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初他们来中国的时候，看见满意的商品只是小包的提，也就是只购买少量几个，然后托运回国进行试销，发现好卖，能赚钱之后才加大购货量，用集装箱通过海运回国。在这个阶段，非洲人购买物品主要在街道的铺面拿货和订货。广州的商户（包括贸易公司）为中非贸易搭建了中间桥梁，成为了中国工厂和非洲客户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人，而他们也正是利用这种中间人角色通过加点而获取利润的。这个阶段，非洲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是绝对的合作关系。

随着非洲商人在广州的逗留时间增长，他们也逐步了解了作为中间人的中国商人的订货渠道和秘密，这个时候一部分信息灵通人士和关系广的非洲人开始直接找到工厂下订单，这样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由于他们直接给工厂下订单，绕过了中国商户和贸易公司，从而使贸易成本下降，获取到更大的利润。因为中介环节的节省，利润空间增大，许多原来既扮演采购角色又扮演销售角色的非洲人，逐渐开始只扮演采购角色，成为了非洲国内贸易公司在广州的专业采购代理，自此他们绕开中国商人充当了中非贸易的中介角色。这种模式最开始仅限于那些有资源和有关系的非洲人，后来开始逐渐拓展到其他普通的非洲商人。但非洲商人只在有限物品上脱离中国商人，更多的商品还必须依赖中国商人或贸易公司进行采购，因为中国商人有着更多的工厂资源，能以更优惠的价格拿到货物。在这个阶段非洲商人与中国商家之间的关系由绝对的合作关系开始转向竞争关系。

越来越多的非洲商人直接向工厂下单，由于市场的不规范，出现了很多的骗子，专门冒充工厂来接非洲商人订单。根据订货的规则，订货方需要先预付一部分定金，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个规则，接到定金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洲商人开始直接下单给工厂，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骗子出现，结果大量的非洲商人上当受骗。基于上当受骗的教训和理性的计算，非洲商人的商业运行模式逐渐回归到以前，只跟那些自己很熟悉的工厂下订单，不熟悉的工厂，一般不直接进行贸易，而是通过中国商人或贸易公司来实现这笔贸易，这样就将定金的风险转嫁给了贸易公司或中国商人，从而保证了他们自己的资金安全。尽管中国贸易公司或中国商人也赚取了一定的佣金，但相比较起自己的资金安全，这依旧是值得的。这个阶段的非洲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步稳定，也即是说他们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直接竞争关系，这种竞争主要来自那些直接向工厂下订单的神通广大的非洲商人。但更多的仍然是合作关系，中国商人和贸易公司不仅为广大的非洲客户搜寻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还对他们的定金提供了直接保障。

越来越多的贸易公司出现，越来越多的非洲中间商人来到广州，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开拓更广的市场，避开中间环节，一些实力雄厚的中国贸易商人开始主动开辟非洲市场，直接开始在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加纳、南非等设立办事处，或者去迪拜等中转国参加商品交易会，直接从非洲拿订单，这样就省略了中间环节，可以节省成本使自己的商品更有竞争力。

2.非洲人与同肤色商人之间的关系：既合作又竞争

非洲人是对整个来自非洲大陆的人种的统称，实际上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都为了同一个目标来到中国：他们来广州购买他们需要的物品然后运回非洲大陆销售，从中赚取佣金。非洲大陆工业很落后，很多日用品需要进口，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使得中国的工业发展迅速，借助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企业生产的物品具有物美价廉的优势，因此，中国的商品在非洲大陆很受欢迎。

就同一个国家而言，在初期，来广州的非洲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是异质性的，即他们购买不同的物品回非洲销售。他们购买的物品在国内有广阔的市场，因此，没必要同他人购买相同的物品回国销销售，这样就避免了直接竞争，保证了他们的利润不下降。这个时期，所有来广州的同国商人之间是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相反，由于来自同一个国家，而且远离祖国，他们之间往往会形成帮助和依赖的关系，分享租房以及生意信息，并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很多非洲人成了朋友。

但越来越多的同国人加入到中间商的环节中来，同质性的贸易开始出现，这样在广州的非洲人中，同一个国家的商人之间也开始有了竞争关系。在这场竞争中谁能找到更加优质更加低廉的物品回非洲，谁就能挣更多的钱。基于利益的关系，同质竞争的非洲商人之间开始有意识的隐藏有效商业信息。

尽管他们之间是竞争关系，但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转化为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但这种转化仅仅限于在朋友之间进行，如果双方之间不熟悉，这种转化是不存在的。

 

“我和我的同国朋友，如果是做同样的生意，关于信息的分享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区别对待。如果我们来广州之前，我们商定了买同一种物品，那么到达广州了之后，谁能找到更加低价和质量更好的物品，都会将这个消息同对方分享。如果到达广州之后，我才知道他和我要采购同样的物品，哪么我就不会向他分享这种信息，他也不会同我分享这种信息。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我就直接给他说，我有更低价格和质量更好的物品，可以介绍他去买，但我会在这里面加几个点的利润，相当于我们做了一笔生意。但这是正常的，我们都是生意人，都需要挣钱的。至于加多少这个没有定论，不同的关系程度，不同的物品点数不一样，但有个基本前提就是，我加了点后，他采购回去还能挣钱，如果我加了点后他没钱赚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不是朋友的话，我就什么都不会说，然后我的物品回国后肯定比他的更有价格优势，我能挣更多的钱，他可能就挣不到钱了。这就是生意。”(M-M-090326)

 

另一方面，就不同国家的非洲商人来说，他们之间的大多数人由于采购物品回不同的国家，不存在着直接竞争关系，因此，更容易分享生意信息。但前提是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非洲人在广州已经成为了朋友。尽管大部分的不同国家的商人之间是不相关的，但也有少数来得早的非洲人在广州成立了贸易公司，他们不仅购买物品回本国，也贩卖物品去非洲其他的国家。这类人往往来中国早，在广州生意大，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生意网络，掌握了重要的生意信息。部分来自非洲的小商人，也会直接从这类非洲人的贸易公司进货。这样这类公司不仅同本国的商人竞争，也同中国商人竞争，但同时他们也同非洲其他国家的小商人形成了合作关系。这类公司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求生存空间，需要较多生意技巧和超凡的经营能力，因此多半被有经商天赋的尼日利亚人操纵。

 

（四）非洲人与管理机构的关系

非洲人到达广州后，接触最多的管理机构莫过于警察与出入境管理部门。按照中国的管理规定，他们到达广州后就应该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备案，如果定居广州也需要到社区和当地派出所进行登记，日常生活中需要随时接受警察的检查并出示护照和有效签证。如果因工作原因需要续期签证，也需要居住地所在派出所出具的相关证明。那么，身处异国他乡的非洲人同警察与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关系会是怎么样的呢？

对于非洲人来讲，他们对中国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于签证。中国对非洲人的签证审查审批都很严格，工作签证签发量很小，旅游签证发放量相对较大，但续签很难。另外像奥运会、亚运会等重大赛事期间，签证口径收得更紧，警察查签证和护照的范围更广，次数更多。所以签证困境对广大以旅游身份过来做生意的非洲人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也是他们非法滞留广州最重要的制度性原因。签证制度上的障碍，给他们在广州的生意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很多非洲人为了解决签证的问题，不惜花重金通过地下中介来续签，但成功者甚少，受骗者多。

 

“奥运会之前警察查得紧，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好多人想尽各种办法去续签签证，甚至出高价续签。曾经有人出12000元签三个月的，但尽管出了这么多钱，这些办到的证都是假的，他们钱也花了，却不知道是假的，是被某些公司骗了。他们说以前的签证只需300元，现在却这么高。不知道中国在搞什么。但他们没办法，尽管价高也愿意签，因为他们的生意都在中国，一时半会摆脱不了。”(L-F-090318)

 

“我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在那里工作签证一旦得到后基本上是终生都受用，不像在中国每年都要续签工作签证，我每年都要为这个工作签证的续签额外花费10000元。这笔钱是给中间人的，他们能有办法帮我续签。而我自己通过正常的途径，很难，基本上没可能续签。所以我不得不额外出这笔钱”。(L-M-090411)

 

提起广州的非洲人，警察就头疼。警察们一致意见是太多的非洲人滞留在广州，给这个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非洲人没有主动到派出所申报的习惯，也不太配合相关部门的管理。总体上讲，那些住在高档住宅区或有规范管理的小区的非洲人相对来说比较好管理，因为这些小区都有较好的出租登记制度和管理方法，公安部门管理起来比较容易。但那些分散在城中村的非洲人，由于其本身的流动性大，以及城中村的复杂局面，很难有效管理。

而对于广州的警察，在非洲人眼中也是情绪复杂。

首先，非洲人惧怕警察，不敢得罪警察。按照中国现行的管理制度，警察随时都可能核查他们的签证、护照，即使有合法身份，如果没随身携带证件，也会被带往派出所调查，这样会耽搁生意，而且事后可能还要被罚款。如果一不小心得罪了警察，那么警察会天天查你的证件和来家里检查。这些检查会严重干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我的住户实在受不了天天警察半夜来踢门查证件，只好搬走了。他曾经抗议说他所有的证件都是齐全的，而且昨天已经查过了，为什么今天又来查?警察说，你的身份是合法的，我们主要是看你的房子里有没有其他的非法的非洲人。警察似乎也没错，但他和家人已经无法忍受这种环境，只好搬走了。”(W-F-090318)

 

至于那些签证过期的非洲人就更不用说了，按照中国法律，既可能面临罚款后限期离境，也可能直接被遣返回国，还可能被抓进监狱。如果是被罚款，则要缴纳高达接近5000元的罚款，然后在限定期限内离境。对多数的非洲人来讲，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另外限期离境会影响进行中的生意，从而遭受巨大损失；如果被遣送回国，不仅遭受生意上的损失，而且他们在广州这边的公司、家具、银行存款都会失去；如果是被抓进监狱，则意味着失去基本自由和一切。任何一种情况对他们来讲都是可怕的，所以他们非常惧怕警察。

如果说上面那些情形下，非洲人惧怕警察为了避免麻烦的话，那么在例行的身份检查过程中可能遭受的身体暴力则是惧怕的另外一个原因。由于检查任务重，警察会临时雇佣部分保安或其他社会人员一起上街突击检查，因为非洲人都很怕警察，基本上见着警察就绕着走路，甚至跑开。检查人员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人身份不合法而逃跑以避免检查。在某些情况下被雇佣的检查人员可能情绪失控，打人的情况就会发全，一旦发生打人事件，只要性质不严重，身处异国他乡的非洲人也不敢过多的追究，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

 

“有次在下塘西路，有个刚到广州不久的黑人，见着警察来了，其他黑人都跑，他也不明白情况也跟着跑，结果警察把他追上了，什么都不说，先打了一顿，嘴角都流血了，然后在检查他的证件和身份，发现都是合法的，最后就把他放走了。他什么也不敢说灰溜溜的走了。”(L-F-090318)

 

“我们远离家乡，所以各方面都得谨慎。我们出去的时候经常有中国人偷偷的在后面说我们是‘黑鬼’，我们就当作没听见，其实我们懂中文的。但没办法就当没听见好了。另外，如果要是同中国居民产生了矛盾和摩擦，我们什么也不说，默不做声，即使他们给了我一耳光，我也不会吭声的，毕竟我们是在中国。如果是警察，那更不用说了，我们得配合警察的任何检查，包括查验签证和护照。但由于我们是学生，所以一般情况下，警察也不怎么为难我们。”(J-M-090429)

 

其次，非洲人尽量和辖区内的警察搞好关系。

警察虽然是非洲人的“天敌”，非洲人非常怕他们。但那些在广州呆得时间长的非洲人，逐渐也学会了中国文化，他们也懂得越是对他们命运至关重要的，就越需要同他们打好交道，搞好“关系”。在他们看来，警察也是人，警察也是有感情的，只要争取到他们的同情和理解，就完全可能做到。

非洲人同警察打交道的手段多种多样。有些人是在同警察的长期接触中，逐渐熟悉起来的，这批人一般都持有工作签证，在出租登记、证件检查以及语言求助等等各种接触中同社区民警熟悉起来了，最后与他们成为了朋友。这对处于异国他乡的他们有很多的帮助；有些人直接请警察吃饭、喝酒等活动来拉近同警察的距离，并辅之以必要的物质刺激，这实际上就是某种性质的交换，他们用物质或金钱来换取相关手续上的帮助，或者避免检查。

 

“刚才这个电话就是我的那个警察朋友，他让我给他买部手机，他说他的已经旧了过时了，我已经答应他了，准备下周买了送他。买这部手机要花一笔钱，但我们是朋友，我不在乎，反正哪里都要花钱的。”(M-M-090311)

 

上述这则案例的案主在访谈的过程中告诉我们，他和他居住的社区警察是在社区检查时认识并成为朋友的，之所以他们能成为朋友，尽管访谈者没明确说，但从后续的追踪访谈中，我们得知，实际上他是因为每年要续签工作签证，需要得到他居住的社区民警开具的相关居住状况证明，所以他才会同警察保持“朋友”关系，通过买手机来维系和加强这种关系。

再次，在一定区域内形成金钱与庇护下的共生关系。

由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洲人非法滞留在广州，广州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将每个被查出来的非法滞留的非洲人全部都遣返，所以，很多时候采取的措施是罚款并让他们限期离境。但现实的情况是，一旦他们交齐罚款获得自由后，他们会立刻变换居住地点，并开始隐藏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而不是在规定的期限内离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一方面警察抓人罚款，一方面非洲人到处变换地点，然后再次被抓，再次罚款。根据有些非洲人的反映，某些警察抓人的动力就在于能够罚款，如果你能交罚款，就不会被带到出入境管理处，就不会被强制遣返。只有那些交不起罚款的人才会被抓到出入境管理处，进行遣返或被抓进监狱。

 

“当你被警察抓住的时候，他们首先把你带到他们的派出所，关进一间房子。这个时候你就要主动和警察开始谈判，他们往往开口都很大，一般都会开口1万，你就要和他讨价还价，然后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达成一致。之后你电话你的朋友，让他赶紧送钱来交罚款，交完罚款你就可以走了，罚款单据你是不敢要的。如果你交不起罚款就会被带到出入境管理处，一旦被带到出入境管理处你就再也不能进行讨价还价了，之后就有两种可能发生，一是你被遣返，一是你被关进监狱。”(M-M-090326)

 

非洲人和部分警察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条，这些警察利用国家的法律作为幌子进行罚款勒索，那些有能力交罚款的非洲人就成了某些警察聚敛财富的重要来源。而这些非洲人也愿意通过交罚款来获取自己的人身自由，因为被抓住或被遣返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自己缴纳的罚款。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生态环境中，部分警察收取非洲人的罚款，然后给予非洲人相应的人身自由，非洲人通过讨价还价后缴纳罚款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自由，警察依赖非洲人获取利益，非洲人依赖警察的庇护而生存。警察和非洲人之间不在是绝对的天敌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政府如何加强管理，如何收紧签证的口径，广州仍然有大量非法非洲人的原因之一。

这种生态之所以能够形成，得益于这样几个条件。首先，中国的签证制度，中国目前对非洲人的签证口径很严，广东的对外工作签证需要广东省外贸部门审核，而且条件非常苛刻。因此，大部分来进行中非贸易的非洲人是拿着1个月或几个月的旅游签证入境广州，由于是旅游签证，时间短容易过期。其次，来中国进行贸易的非洲人，其贸易运作模式是，他们在广州负责采购货源，然后发回非洲，在非洲有其他合伙人进行批发或零售。由于物流速度以及受国内市场的影响，上一笔生意和下一笔生意之间往往有很长的时间，有时候甚至相差3、4个月。他们来广州一趟不容易，而且机票昂贵，他们都想多做几笔生意，但中国政府不给他们正常续签签证，他们又想在广州继续逗留下去，这样就很容易非法滞留。再次，中国的管理制度上也存在一定的漏洞，对于非法滞留的外国人目前有好几种不同的处理模式，这为这种共生生态奠定了基础。

 

四、非洲人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依赖的原则

社会关系受到文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社会关系结构。费老很形象的将西方社会比喻成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意指西方现代社会的结构是 “团体格局”，而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费孝通，1998：24-70）。究其原因，西方的“团体格局”是受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而我们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则是孔夫子倡导的儒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在世俗社会里，人们有地位高低、财富多少的区别。但是在上帝面前，人们都是信徒，都需要忏悔自己的罪孽，没有高贵卑贱之分。上帝让人们感到相互之间的平等。儒家教导我们要遵守“三纲五常”的人伦，以自己为中心把周围的人划分为不同的“圈子”（海凹，2009）。另外，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强关系”和“弱关系”在美国和中国起着完全不同作用，更是社会关系状况受到文化影响的典型例子。

社会关系也受社会结构的影响。沃尔德认为，社会结构不是群体的集合,而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模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网络(Walder，1986)。具体的社会关系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结构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由原材料组成的,构成社会结构的模型就是在它们中间建立起来的”(列维-施特劳斯,1995:300)。深层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质变。中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结构转型，关系结构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儒家伦理的差序,而是包括伦理、情感与利益这三个维度的差序(陈俊杰、陈震,1998)；差序格局的内涵、范围、特点都发生了变化,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影响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姻亲关系与拟亲缘关系的渗入扩大了差序格局的范围(卜长莉,2003)；出现了“差序格局理性化趋势”(杨善华、侯红蕊,1999)。

社会关系还受到环境的影响。社会关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环境的变迁会对社会关系产生影响。自然环境的变化，如大地震等这类突如其来的灾难，瞬间使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完全毁坏了原有的共同体，使原来的社会关系断裂了（林聚任，2008）；水库的兴建，导致大量水库移民搬迁到新的地方，他们以前经过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社会网一下子荡然无存，就像处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茫然无助，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举步维艰（程瑜，2003）；社会环境的变迁，如工业化导致大量新移民进城，迁移行为不仅增加了他们语言交流上的困难，而且割裂了原有的提供相互沟通、情感支持和自我认同的社会网络，丧失了许多朋友间非正式的互动机会（George and Paul，1980:538），可能导致原有社会关系的淡化或失去。

非洲人来到广州这个陌生的环境，不仅经历着中国和非洲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而且还经历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在文化、社会结构转型和环境巨大变化的作用之下，非洲人在广州的社会关系状况又会是如何呢？

相当部分的非洲商人来广州之前，要么已经有亲人在广州，要么有朋友在广州。这些朋友和亲人给他们提供了诸如金钱、实物以及情感等各方面的支持。同样，他们在广州定居后，也为那些后续到广州的其他非洲商人提供类似的社会支持，而那些长期在广州定居的商人甚至已经将家人接到广州生活。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遵循着什么样的原则呢？

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非洲人在亲人和家人之间关系的原则是情感原则，也即是只要家人和亲人需要，他们就力所能及的提供，他们不仅提供包括物质，而且还是坚强的精神后盾。

 

“我整个一生的奋斗和积蓄，你说是为什么呢？都是为了我那三个孩子，只要他们健康的成长，我就很开心，我现在在异国他乡这么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不求任何回报。我在肩负一种责任，这是家庭的责任，就像几十年前我的父母努力的工作也是为我一样。”(L-M-090411)

 

“无非就是将这些事情说给一个比较亲近的人听，他们会给我一些安慰，然后心情会好一些。实话说，我的妻子其实也给我提供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我能将各种烦恼说给她听，这已经足够了。”(R-M-090317)

 

非洲人和普通广州的市民之间的交往遵循着一般的人际交往规则，即平等互利的原则。非洲人和广州中国公民之间因为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很快双方之间就做出了相互适应和调整。非洲人调整其吵闹的生活习惯，是他们尊重中国公民的表现，广大市民适应其使用香水的习惯，也是对他们的尊重。双方在相互的理解和尊重的原则下，相互调试，最终维持了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

非洲人和广州的中国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因为是商业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之间遵循着的是工具性的利益关系。只要这种商业关系存在，那么这种利益关系就继续。商业贸易关系中止，这种利益关系也中止了。而商业贸易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双方都能够从中获取到利益，并且这种利益与其预期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没有利益，商业关系自然不存在，但通常只要其中一方认为其获取的利益与其预期相差太大，他们就会改变贸易伙伴，这种利益关系也随之中止了。但也不排除，由于长期的贸易关系，双方之间成为朋友，甚至很好的朋友的情况。但根据目前情况来看，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此，我们认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洲人和中国的贸易伙伴之间是利益关系为准则的。

来到广州的绝大部分非洲人都是来进行贸易的，因此，非洲商人的同肤色朋友绝大部分也是从事商业贸易。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之间交往一般遵循“情感+利益”的关系准则。因为他们是朋友关系，所以刚来到广州的那部分人会得到他们的朋友，在诸如租房、搜集产品信息、寻找贸易公司等各方面的帮助。这个时候他们之间是不存在着利益关系，体现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商人逐渐和前面那些帮助他们的商人之间产生了生意上的合作或竞争的关系，这个时候利益就成为了他们的准则，遵循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他们之间或者通过合作赚取利润，或者在某个产品上产生竞争，最终胜者获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旦朋友之间产生商业上的竞争，他们虽然为利益而争斗，但是有个底线，那就是不让对方亏本。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在生意上是竞争关系，但在生活上依然是朋友。不能让他们在生意上输得太惨。

 

“我们都是生意人，都需要挣钱的。至于加多少点没有定论，不同的关系程度，不同的物品点数不一样，但有个基本前提，就是我加了点后，他采购回去还能挣钱，如果我加了点后他没钱赚那肯定是不行的。”(M-M-090326)

 

至于非洲人和管理机构特别是和警察的关系，则因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情形有所不同。合法身份的非洲人和警察之间是配合并服从警察的管理，维持和警察的良好关系。他们作为身处异国他乡的外籍人口深深懂得配合警察的检查以及维护和警察的良好关系，不论对他们的生活还是生意都有重要的影响。同警察的良好关系有利于他们生意的顺利进行，而糟糕的关系，则可能处处受到诸如证件检查，身份检查以及带回警局做笔录等对待。

而非法滞留广州的非洲人特别惧怕警察，因此他们遵循着的原则是躲避。因为，一旦他们被警察查到非法滞留广州，可能会面临高额的罚款、遣送回国、甚至面临牢狱之灾难。而不论是哪种情况对他们来讲都是损失巨大。因此，非法滞留广州的非洲人，往往为了躲避警察，往往选择那些不是非洲人聚居的地方居住，或者选择比较偏远的地方居住，或者选择外国人比较少的地区居住，这样可以减少警察的注意，从而更有效的躲避。同时，他们也想尽办法委托某些关系人去尽量续签签证，或者直接办个假证，以应付突如其来的警察检查。

而那些深谙中国文化和深懂中国关系的非洲人，则想尽一切办法与警察之间形成金钱庇护和共生的关系。一旦他们被抓，在送到出入境管理部门之前，则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内部关系人，进行谈判并讨价还价，最终在缴纳一定数额的罚款后获得自由。这是典型的用金钱购买庇护的交易关系，因此也遵循利益关系原则。

纵观非洲人的社会关系交往原则，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第一层，也就是处于内核的社会关系，也即是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之间主要是情感原则；第二层，他们与既是朋友又是商业伙伴的群体之间遵循着的则主要是“情感+利益”的原则；第三层，则是处于外围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与一般的商业伙伴以及利益相关的警察的关系，他们之间遵循的则主要是工具性的利益性关系，要么商业利益将他们联系，要么他们通过金钱购买庇护关系。

关于社会关系的内涵，应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关系是什么样，也即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描述；二是附着于这个基本结构上的内容,即互动遵循的基本原则,解决的是该结构依据何种行动逻辑的问题；三是这个架构及其逻辑的实践形态,即在实践中它又表现出什么动态特征。前两方面关注该理论的静态面向,第三方面关注动态面向（任敏，2009）。

以上是非洲人在广州的社会关系及其所行动的逻辑，这是有关静态的描述，关于动态的变化仍需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我们的分析，发现他们的社会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1.社会关系的多重性和差异性。前文在分析到非洲人同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只分析了他们之间的最重要的那种关系，比如说非洲人和亲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情感关系最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说他们和亲人之间就没有其他的关系了，实际上，利益关系仍然存在。只不过，在他们之间情感关系最重要，往往成了处理他们之间关系首要考虑的元素。同理，非洲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尽管利益关系是他们之间的最重要关系，但仍然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完全没有情感了。据此，我们认为，他们和不同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多重性的，但会以一种关系为主。

2.社会关系的渗透性和可转化性。这主要是指非洲人和不同对象之间的主要社会关系，会随着时间和社会变迁发生变化。具体来讲，非洲商人来到广州后，他同自己的亲属如兄弟之间，由最开始的利益无涉，可以转变为生意上的合作或竞争关系。这样本来利益无涉的情感逻辑中就会渗透进利益取向的功利逻辑。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会逐步演化成“情感+利益”的形式。另一面，他们同商人之间最初的利益关系，可能在长年累月的生意接触中，形成亲密的好朋友关系，从而完全转变为以情感为基础的利益无涉的关系。所以，他们与不同对象之间的主要社会关系会渗透甚至相互发生转化。

3.社会关系的多层次性。尽管我们看见非洲人和不同的对象之间存在着利益无涉的情感关系，利益取向的功利关系以及兼具情感和利益的混合关系，但是分析承载着这些不同关系的对象，我们发现仍然呈现了一定的特点。即在他们的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之间基本上以情感为导向，这种关系处于他们所有社会关系的最内核，而与一般的商业伙伴和发生庇护关系的警察之间则是利益原则，这是他们关系的外核，而他们与处于在内核和外核之间对象的关系则是兼具情感和利益的关系。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不同层次的关系体系。所有这些关系对象形成了不同的圆圈和圆环，但这些圆圈和圆环却共有一个圆心，圆心则代表着自己。为了清晰的表示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其模拟成立体图示（图1）。两人之间的关系远近可用他们在同一个水平面内的投影距离来表示，投影距离的长短代表着关系的远近。第一个圆圈是内核性的，所以它在平面的投影距离最短，第三个圆环是外核性的关系，在平面的投影距离最大，而中间的圆环则属于中间性的关系，在平面的投影距离也处于中间。

 

 

O3                       C

O2          B

A   A

B1     C1             O  A1

图1：非洲人社会关系的模拟图示

 

根据以上对非洲人在广州的社会关系的描述，发现其结构似乎与费老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相似。其实不然，费先生认为:“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与西方的“团体格局”相比,费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并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费孝通，1998：24-30）。“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那么,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波纹的“石头”是什么呢?费孝通先生明确地讲到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的投影”又形成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是不可分离的(费孝通,1998:70)。

在这种关系格局之中,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但作为差序格局中心的“己”,不具有个体独立的品性,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己”概念,作为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分析单位,表示它是社会实体,是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己”实体不是独立的个体、个人或自己,而是被“家族和血缘”裹着,是从属于家庭的社会个体。第二层意思是,“己”作为心理意义上的工具概念,它是人格自我；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己”不具有独立的性格,而是被“人伦关系”裹着,父母者生之本,父子关系为重,父子关系推而至于君臣。人生在世,在家从父无己,在嫁从夫无己,在外从君无己。“己”者,只有在“关系”中才有其意义。“己”是一种关系体（卜长莉，2003）。

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关系某些地方体现了其中的特征，但又并不完全遵循着上述特征。相同的地方在于，非洲人也存在着一个关系的中心，这个中心也是以“己”为中心的，但这个“己”与我们差序格局中的“己”是不一样的。非洲人的“己”是个人主义的，而中国差序格局中的“己”则是自我主义 (费孝通,1998:27-28)。而“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具有排他性（卜长莉，2003）。而非洲人的“己”则是指“自己”，这与我们所讲的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明显不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集体主义倾向的，而他们是个人主义倾向的。

非洲人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行动原则和差序格局明显不同。差序格局的行动逻辑是人伦，对社会而言,“伦理本位”强调的正是中国社会最深层的价值基础与建构原则(陈俊杰、陈震1998)；对个人而言,它又表现为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以道德形式出现的差序性的彼此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非洲人行动遵循的原则不仅包括了伦理道德、情感和利益也是重要的原则。

非洲人的情感逻辑主要体现在他们与亲人和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与亲人之间的关系是先赋性的，以血缘为纽带，与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则是获致性的，也即后天形成的。而情感逻辑无论是在先天方面还是在后天方面均是被平等使用的，没有明显差异性的。这和我们传统差序格局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差序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和趣缘等按关系重要性逐步递减而展开的，从而形成不同的远近亲疏关系。在血缘、亲缘以外核心圈外的社会关系如果成为强关系，往往也是通过拟血缘或亲缘的关系而进入核心圈的（杨善华、侯红蕊，2000）。非洲人在血缘和亲缘关系之外，其他所有的关系都处于同等的地位，这些关系也可以进入到核心圈并且机会同等，但并不通过拟血缘或亲缘的关系进入，进入的唯一衡量的标准则是他们之间的情感亲密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在非洲商人之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影响，但却很少能看到地缘或业缘起作用的重要原因。而在社会关系的外围，利益则决定关系的远近，利益是衡量的标准，利益联系紧则关系近，利益联系不大则关系就远。

 

五、结论

广州地区的非洲人在生活层面上，与广大的市民之间尽管存在着一些小摩擦，但总体上讲与广大市民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在工作层面上，非洲人既与中国商人或贸易公司竞争与合作，也与同肤色的非洲他国商人竞争和合作，竞争和合作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在管理层面，合法居留的非洲人配合并服从警察的管理，非法滞留的非洲人躲避警察的管理，部分灵通人士与警察形成了共生关系，共生关系的基础仍然是利益。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非洲人与亲人和家属之间的关系以情感为基础形成了社会关系的内核；而与一般的商业伙伴和庇护关系下的警察之间是完全的利益关系形成了社会关系的外核；在内核和外核之间存在着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既与非洲人之间有利益关系，也存在着一定的情感关系，遵循的原则为“情感+利益”。

纵观非洲人在广州的社会关系结构，发现他们既存在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方面的印记，也有与之完全不同的方面。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就是，他们的这种关系结构形态是他们到中国来之后形成的，还是原本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前者，那就意味着，非洲人学习了中国文化，并较好地适应了中国社会；如果是后者这意味着非洲社会的关系模式和我们基本相近。

但根据移民研究的成果来看，移民到了移入地后，会产生本国文化和移入国文化之间的交锋和冲突。这时候移民有三种选择：一是全盘学习当地文化，摒弃本国文化；二是拒绝当地文化，维持本国文化；三则是既学习当地文化，也有选择的保持本国文化，这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的融合的结果。根据分析，第一种完全不可能，因为目前还没有非洲人能够取得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居民。至于第二者，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不能适应中国社会，而回到自己国家去了。第三种可能性最大，也完全有可能。如果这种推理是正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非洲人在广州的社会关系结构和行动逻辑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这需要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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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African People ’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 Logics in Guangzhou

Abstract: This paper pictures African business men ’s several forms of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in Guangzhou : tenseness , conflicts ,competitions and co- operations .Theses relationships are stratified and based on different principles .Specifically , the nuclear circle is emotions oriented, the outside circle is benefits oriented , while the middle is based on both of emotions and benefits. Diversities ,permeation , convertibility and stratification are their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frican People  Social Relationships  Emotions Oriented  Benefits Oriented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广州地区非洲人社会支持的弱化、断裂与重构

 

[摘要]本文通过实地研究发现，非洲人离开非洲到广州来，这一行为导致使其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全面断裂，非正式支持网络也因空间的区隔而出现弱化。另一方面，在目前广州这一场域下，由于中国移民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获取像中国公民一样的正式社会支持。于是他们面临了本国社会支持断裂和弱化以及移入地社会支持缺失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非洲人通过延续和加强既有社会关系、结交新朋友，通婚和加入宗教和志趣团体等方式重构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

[关键词] 非洲人  社会支持  断裂  弱化 重构

 

 

 

一、    文献回顾

 

尽管社会支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社会支持研究者已经习惯性地用单一的层面来测量一个变量（Hupcey，1998）。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支持的定义进行了归纳。（1）从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的类型角度，Cobb认为社会支持是那些导致某人相信自己被关心、被爱、有自尊、有价值的信息，或者是导致某人相信自己属于一个相互承担责任的社交网络的信息（Cobb，1976）。（2）从受者（recipient）对支持的感知角度，Procidano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对支持、信息和反馈的需要能得到满足（Procidano，1983），它与个体满足程度变量联系得更加紧密（Vaux， 1988）。（3）从施者(provider)的意图或行为（Intentions or behaviors of the provider）角度。Shumaker &Brownell认为社会支持是提供者或接收者所感知到的两个个体间资源的交换，意在提高接收者的处境（Shumaker &Brownell，1984）。（4）从互惠性支持的角度。Antonucci认为互惠性即支持的接受者和提供者之间的资源的交换，“社会支持的基本作用通常包括实际上的支持的给予、得到和交换”（Antonucci，1985），Uehara 则认为“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Uehara ，1990)

近年来，随着国内社会支持研究的逐渐增多，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社会支持进行了定义或归纳，综观这些定义，无外乎也是从以上几个角度来定义的。有的采用第一种定义模式，即从所提供的支持类型与性质来定义，如“广义而言，社会支持既涉及家庭内外的供养与维系，也涉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援与帮助”（丘海雄，1998）。还有的属于第二种定义模式，即倾向于用“被支持者对帮助的满意程度”来解释社会支持，被其称之为“感知性社会支持”（李强，1998）。有的学者多个角度归纳了对社会支持的定义：一是社会互动关系，二是社会行为性质；三是社会资源（程虹娟，2004）。

对于社会支持的划分上，有学者认为应该从施者的角度，根据其所提供的支持是否正式而区分为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正式社会网络包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和市场(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广告等)；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包括了5种关系:血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亲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亲戚)、业缘关系(同事及同学)、地缘关系(邻里)和私人关系(朋友)（丘海雄，1998）；有学者从社会形态上来划分，社会支持分为，国家支持、企业支持、社团支持和个人支持；另有学者认为，广义的社会支持分为国家支持(主体是国家)、经济领域支持(主体是企业)和狭义的社会支持(主体是社团和个人)三个层次 (郑杭生主编,1996:319) 。

有关社会支持的内容构成上，Wellman & Wortley将社会支持界定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Wellman & Wortley，1989:32)。库恩等人将社会支持分为归属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Cutrona & Russsel(1990)将社会支持区分成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Shethoume & Stewart则认为社会支持包括情感支持，如关心、热爱、同情；工具性支持；信息指导或反馈以帮助解决问题；评价支持，提供与自我评价有关的信息；友谊支持。Walker等认为各种支持可以归纳为情感支持、物质支持(物资、金钱和服务)、信息和陪伴四种(Walker，et el，1994: 53–78.)。还有研究者把社会支持分为两类：一类为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另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到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这种支持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肖水源，1999: 127)。

有关社会支持和国际移民的关系上，Massey认为社会网络对外来移民有着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移民网络可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援,如通风报信,助人钱财,代谋差事,提供住宿,等等(Massey et al·, 1998: 42-43)。Daniella  Remy（2007） 通过多伦多的青年移民的适应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多伦多的适应状况，其中同辈群体和朋友的友谊作用尤其重要。Paul Winters（2001）的研究认为，家庭和社区的网络在移民的过程交替起作用，一旦移民社区建立，家庭网络的作用开始减弱，社区的网络作用开始凸显。Harry K.  Schwarzweller（1967）等的研究探讨了农村移民的家庭和家族网络以及这种网络在移民社会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作用。Timothy Bates（1994）的研究认为移民企业家往往得到群体和社区强有力支持的群体，这种网络对于企业的创立和运行都起着显著的作用。Lee Kit Lin（1996）的博士论文探讨了在香港的大陆妇女的社会支持特征。他们的社会支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信息支持、物质支持、心理支持、社会交往支持和情感支持。研究发现她们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父母、兄弟和子女，而朋友、同事和邻居的支持是处于第二位的。Ayse Ciftci Uruk（2006） 对土耳其的移民研究，发现移民的心理适应过程受到社会支持、语言熟练程度和边缘化策略的影响。此外，海外的研究发现移民从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那里寻求社会支持,包括政府、家庭、亲戚、朋友和邻居(Meemeduma, 1992: 202-212; Aroian, 1992)。但更加依赖非正式网络而非正式网络的支持(Sharlin, 1998; Wong, 2001)。至于社会网络的功能方面,研究表明移民接受到来自他们的网络的情感关注、工具性支援和信息(Sherranden & Martin, 1994)。

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对社会支持的研究 不仅要研究其构成以及功能，还应该关注其动态的变化，包括社会支持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以及社会支持的构建策略、构建方式等过程的研究。纵观以上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社会支持的内容、构成和功能而展开，而忽视了后两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何雪松从动态角度对香港的新移民妇女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了研究（何雪松，2007），但遗憾的是这个动态的过程仅限于新移民妇女到达香港后的社会支持的变化，并没有对移入香港前后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对比，而且也没有关注其构建社会支持的策略，笔者以为这种对比和社会支持的构建策略对于研究移民的社会支持的动态状况更加重要。因此，本文正是从社会支持的动态的角度来研究作为移民的非洲人在广州的社会支持的变化以及社会支持的构建策略。

 

二|、资料收集方法

 

由于绝大部分的非洲人在广州主要从事中非贸易，出于本次研究的需要，本文研究的对象限定为来自非洲地区，在广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从事中非贸易的非洲商人。资料收集方法主要为半结构式访谈，对象选择主要是在非洲人聚集居住的登峰社区、三元里以及火车站附近的商贸城和广州的各个教堂这三类区域，随机选择好第一批对象后，然后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取后续样本。但由于很多调查对象因签证过期而非法滞留，其戒备心理较强，访谈时有意隐瞒相关信息的情况时常发生，为了确保收集资料的信度和效度，除了对非洲商人直接进行访谈外，我们还对部分非洲人居住所在社区的居民、房产中介以及从事中非贸易的中国商人进行了访谈，用侧面收集的资料来验证直接的访谈资料，该调查自2008年12月持续至今。

 

三、非洲人既有社会支持的弱化与断裂

 

人作为群体性的存在物，内在地具有交流、互动和关系建构的行动取向。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指出：“严格地说，人类事务的领域是由存在于人类共同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网构成的。”（汉娜·阿伦特，1999：187）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借助于群体的力量，克服和战胜困难。实际上，任何人遇上健康、经济、情绪、就业、婚姻、学习等困难时，直觉上就会去找家人、亲友、同学、同事或邻居帮忙。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网之中的。社会网有两种功能：一是信息交流功能。个人利用社会网取得各种信息，如工作机会、介绍对象、生意往来等等。二是社会互助功能(周大鸣，1996：276—277)。

广州地区非洲人来广州之前在他们的国家享受着他们自己国家政府、各种组织、社区提供有关商业信息、安全、交通、医疗、住房等各个方面的正式社会支持，这些支持保证了他们能在自己的祖国生存和稳定的发展，而来自家庭、亲属、朋友和同事等非正式的支持则为他们提供包括情感、物质、社会交往和信息等全面的支援与帮助。他们像所有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生活在由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构建的社会支持网中，这些社会支持为他们提供了支援与帮助。

一般情况下，这种广泛的社会支持是稳定和持续的，但是突发性的变革和巨大的社会的变迁会导致社会支持的变化。这种社会变化轻则弱化，重则会出现局部或全面的断裂。这种变迁和变化又分自然变迁和社会变迁两种。自然变迁包括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等；而社会变迁则包括大型工程如水库、大坝的兴建导致的强制性移民行为，以及因各种原因主动或被动形成的跨地区、跨国人口流动。既有的文献分析表明，不论是自然变迁还是社会变迁都会导致人们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或断裂。

在自然灾害方面，大地震等这类突如其来的灾难，瞬间使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完全毁坏了原有的共同体，使原来的社会关系也断裂了。这种断裂的突出表现和影响是：首先，家庭成员及亲属等直系关系受到了严重破坏。其次，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失去了作用。再次，随着共同体的瓦解，人们也失去了归属感和安全感(林聚任，2008)。

在水库移民方面，三峡移民从三峡移到广东后，许多客观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但以前经过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社会网一下子荡然无存。就像处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茫然无助，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举步维艰。许多无形资产一下子丧失殆尽。表现在移民的身上就是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根本没有了解你长处的人；无法发现做生意的途径，因为你在周围没有信誉度；在有困难的时候无法得到帮助。所以，许多移民说，以前在巫山也有困难的时候，但那时可以找亲戚朋友帮忙，现在有困难除了找政府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程瑜，2003）。

在人口流动方面，George和Paul通过对因工业化而涌入城市的移民进行研究发现，迁移行为不仅增加了他们语言交流上的困难，而且割裂了原有的提供相互沟通、情感支持和自我认同的社会网络，丧失了许多朋友间非正式的互动机会（George and Paul，1980:538），可能导致原有社会关系的淡化或失去。

非洲商人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陆续开始进入广州，自此与广州结下不解之缘，因为贸易周期长的原因，许多非洲人在广州合法或非法长期定居。至此，他们已经具备国际移民的特征，即他们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个国家工作和生活。跨国性的移民行为给他们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和断裂。

（一）本国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

尽管非洲大陆相对来讲比较落后，但是每一个独立的国家仍然为他们的国民提供了种种正式社会支持，如免费或低收费的为国民提供基本的教育，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和住房服务，以及在突发性事件中政府为国民提供必要的社会救助。但是，当非洲人来到广州后，所有的这些正式的社会支持随着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全部都断裂了，因为中国的签证制度和移民制度方面的限制，他们目前很难取得中国国籍，从而无法享受到中国国家为中国公民提供的种种社会支持。一方面正式社会支持断裂，另一方面因制度限制而导致正式社会支持缺失，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正式社会支持的真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缺少正式支持的真空中。这种正式社会支持的缺失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单一的，下面仅从教育、医疗和基本生活状况的保障等几个方面来阐述其社会支持的断裂。

1.    教育支持的断裂

目前广州地区很多非洲人已经在广州成家立业，并且育有子女，其中一些目前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但他们却面临着子女上学的困境。目前广州的入学原则是片区就近原则，也就是按照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尽管非洲人住在广州，但由于无法获取广州户口，不能就近入学。为了解决子女入学问题，非洲人要么缴纳高昂的插班费和赞助费入学，要么拖延子女入学的时间，要么将子女送回非洲上学。但高昂的插班费和赞助费不是一般的人能缴纳得起，而将子女送回非洲上学，将导致家人的远隔，拖延则延误了学习时间。非洲人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目前在广州面临了子女教育的困境。

 

因为我们不是中国公民，我的子女不能就近入学读书。如果我们想入学就必须缴纳高昂的插班费以及赞助费。而且很少学校提供英语教育，只有少量的私立学校提供双语教育，但问题是要么太远，要么费用高得离谱，没有人能够承受。现在我们面临着两难境地，要么将孩子送回非洲读书，要么拖延他们入学的时间。 (M-M-081213)

 

2.医疗支持的断裂

尽管非洲人体质相对较好，较少生病，但是对于身处异国他乡的他们来讲，一旦生病会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主要表现在，首先对他们的收费比一般的普通中国人要贵；其次，没有专门的对外医院，看病时语言不同，无法交流。第三，在看病的时候存在一定程度的肤色歧视。

 

我去看病的时候，那个科室里没有一个人懂英语，我的中文又不好，在那里忙了大半天，他们也没搞明白我到底哪里不舒服，哪里有问题，最后就随便开了一点药给我。(L-M-090316)

 

有时候有点小毛病的话，我就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吃，也不想去诊所。因为，我曾经去诊所的时候，遭到他们的拒绝。他们拒绝为我看病，但又不说原因，我猜想是因为他们讨厌我们身上的气味和我们的肤色吧。(U-M-090427)

 

3.基本生活保障的断裂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剩余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尽管中国政府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失业下岗等问题，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处于失业状态，政府为了解决公民的基本生存问题，在各个城市都设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失业救济。所有这些都是针对中国公民，目前对未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则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残酷，如果你没有工作，没有生意，那么你就会饥饿。我们必须不断的赚到钱，哪天我没赚到钱，就会饿肚子。(A-M-081216)

 

具有本国公民身份是国家与社会对国民的正式社会支持的基础，凡属于自己国家的公民都能享受到来自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正式支持，中国为自己的公民提供必要的各种正式社会支持。同样，非洲国家也为他们的国民提供必要的各种社会支持。但当一国公民进入到他国境内，且没有获得他国合法身份之前，一般是不可能得到来自他国政府和社会的社会支持，与此同时，本国的社会支持又会因为地域的区隔而断裂。非洲人到广州从事贸易，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失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在中国这个陌生的环境里，由于他们的异国身份，很难享受到和中国公民一样的来自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保护。所以，非洲商人面临了本国正式社会支持的断裂，以及入境国社会支持的缺失，这种境况往往使他们处于极端的困境而举步维艰。

（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

1.亲缘和血缘支持网络的弱化。

 “家庭成员和亲属关系是最强有力的社会联系纽带,是人们获得物质与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韦尔曼第二次对东约克人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所有有活力的和亲密的关系中，父母-成年子女的关系是最有支持性的，提供了较高水平的感情和物质支持。即使关系强度较弱的父母—成年子女关系提供的支持也几乎和最亲密的朋友关系一样多(Wellmam &Wortley，1989:32)。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或配偶提供最强有力和最广泛的社会支持。但是来到广州的非洲人，绝大部分是单枪匹马来到广州的，并没有家庭成员一起来广州。尽管几乎每个远离家乡的非洲人通过越洋电话或者互联网络保持着同家人和亲属的密切联络，但毕竟一根电话线所承载的感情是有限的，也远远不如面对面的交流所传递的情感真挚，这就给他们的情感支持打了折扣。另外一个方面，由于距离的区隔，家庭和亲属对其提供的物质支持也只能是金钱上的，而那些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甚至连金钱上的支持都难以为继。至于工作和生意信息和社会交往方面的支持则基本上很少了。于是本来全方面提供支持的家庭和亲属网络提供的支持就明显的弱化了。

2.朋友关系淡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有的因性格相似而成为朋友，有的因为爱好相似而成为朋友，也有因为缘分而成为朋友。朋友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朋友可能提供情感，物质、信息以及社会交往方面的支持，特别是社会交往方面。韦尔曼和沃特利(Wellman &Wortley，1989:32)发现，朋友提供的感情和工具性支持没有父母和成人子女多，但和兄弟姐妹几乎一样，且比兄弟姐妹提供更多的陪伴性支持。许多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经常有亲密的朋友，这些朋友像亲属一样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非洲人来到广州后，更多的朋友留在了非洲国内，只有那些也做中非贸易的朋友来到了中国。导致的结果是，同在国内朋友的联络开始变得少，关系也慢慢疏远，同来到广州的朋友的交往则变得频繁，关系也越来越近。但毕竟来广州的朋友数量少，所以总体上来看，朋友之间是逐步淡化的。随着关系的淡化，既有的各种社会支持也随之减少甚至消失。

 

在国内的时候，大家经常一起踢球、喝酒，现在由于距离的区隔，我们已经无法再聚在一起了。事实上，自从我来到广州以后，很多朋友就没怎么联系了，因为中国和非洲存在着时差，打电话有时候不太方便，另外，工作也很忙，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减少了联系的次数。慢慢的有些朋友就失去了联系，而有些很好的朋友也开始变得生疏了。(V-M-090527)

 

3.社会团体网络断裂

人不仅具有生物性，而且具有社会性，社会交往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可能形成以志趣为基础的不同群体，并进而形成不同的非正式社团，这些社团具有一定的组织特征，并为群体内的成员提供一定物质或精神性的团体支持。非洲人在本国可能已经加入各种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或团体，但当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广州时，因为地域的区隔，这些团体的联系和支持基本上就全部消失掉了。

 

我以前在国内参加了几个club，但一旦来到广州了，就完全从原来的club里退出来了，再也不能享受到club提供的各种便利设施，也失去了很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机会，现在想组织踢一场足球也是很难实现的事情了。(S-M-090725)

 

四、非洲人社会支持的重构

 

初到广州的非洲人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适应陌生的广州社会，他们不仅面临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困境，同时也面临既有社会支持断裂的困境。而社会支持状况对移民适应移入地的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陆益龙（2006）通过韩国华侨的研究，发现韩国华侨虽然分散于韩国社会，但华侨社会具有系统的社会网络，各种亲属关系网络、地缘以及业缘关系网络以及组织网络，把华侨联系起来，构成华侨社会的结构，也是给华人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网络。而华侨的非正式群体如地缘、业缘关系网络较为发达，在华侨社会，同乡之间，同业或同事之间，交往互动较为密切。另外华侨的组织网络虽然强度不高，但却一直具有延续性，同时韩国华侨在生活与工作中，业余当地人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网络最终都对韩国华侨适应韩国生活并融入韩国主流社会起了重要作用。周敏（1995）在对美国唐人街的考察中，发现唐人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社会资本，如独特的家庭、亲属关系，以及注重感情、信任、道德约束的人际关系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支持网络，都为民族经济聚集区的民族企业和华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得华人华侨和华人企业能在美国社会维持生存和生活，并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最终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广州地区的非洲人在经历了自身正式社会支持断裂，非正式社会支持弱化的情况下，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的开始在广州构建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这种社会支持网络对他们在广州的生存和发展石至关重要的。非洲人是如何重新构建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的，从而适应广州社会的呢？

广州地区的非洲人主要采取了下列几个策略：

（一）延续和加强既有的社会网络

前文分析指出，非洲人因为到广州来做生意致使绝大部分的社会支持网络断裂或消失，但其中一部分非洲人在广州有些熟识的本国人，这些人或是从国内一起来广州做生意的同伴，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在广州这个情境下，他们都明白相互帮助和支持的重要性，从而使疏远的人变得更近，使亲密的关系变得更亲密。这样他们不仅延续了以前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这种既有支持网络的延续和加强，不仅仅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同时也是基本的情感需要。因为，每个在异国他乡的人更容易珍惜那份朋友关系。他们之间相互提供着社会交往、信息、物质和情感等方面的支持，好朋友之间提供的情感和物质支持越多，分享的生意等有价值信息也越多，一般朋友之间提供的社会交往和普通信息方面的支持则越多。

他给我提供了一切我需要的帮助，这种帮助都是无偿的，他免费提供住处给我，免费提供食物给我。同时他还把我带到厂家去进货，因为在市场档口拿货价格要高些，现在他直接把我领到那些厂家，我拿的价格是最低的，而这些他都是无偿的。我第一次到广州来，对广州一点也不熟悉，不论是生活上还是生意上都非常困难，但我的朋友给我提供了一切我需要的帮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工作之余，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喝酒，并参加各种聚会。我感觉他就如同我的亲兄弟一样，所以，我一般都称呼他为我的兄弟。（L.S-M-090705）

 

非洲人除了延续和加强既有的朋友关系外，也有些人直接将自己的妻子和子女等家人接到广州来一起生活。家人为他们提供了最广泛的社会支持，尤其是情感和物质等方面。根据访谈的结果显示，那些在广州有家庭的非洲人往往心态平和，工作状态积极，对生活也更有信心。而且众多人表示，只要中国不赶他们走，他们就会继续留在广州生活和工作。

 

我整个一生的奋斗和积蓄，都是为了我那三个孩子，只要他们健康的成长，我就很开心，我现在这么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不求任何回报。我在肩负一种责任，这是家庭的责任，就像几十年前我的父母努力的工作也是为我一样。现在我的妻子和小孩已经都接到广州了，目前我们在丽江花园居住。我妻子并不出来工作，她负责打理家里的事情和照顾小孩。每当生意上有烦恼的时候，我会说给妻子听，她虽然给我提供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却能给我精神上的慰藉。每当生意上遭受挫折的时候，只要我看看我那三个小孩，我就能重新精神抖擞。(L.K-M-090411)

 

到了凌晨，我好不容易求了个电话打给家里人报个平安，原来家里的妻子和女儿都哭了整个晚上，以为我出了不测。我被警察抓了，最担心我的就是我的妻子，而且也是她到派出所去跑前跑后最终将我弄了出来。我的妻子和家人是我最坚强的后盾。（S-090326）

 

实际上，广州地区的非洲人延续和加强既有网络的途径呈现出两个路向，一方面是延续和加强朋友关系，一方面是将自己的家庭成员接到广州，从而来延续原来的社会支持。

（二）建构新的社会支持网络

由于制度上的壁垒，非洲人在广州目前不可能建构出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因此，他们建构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是非正式的朋友关系网络、生意伙伴网络和非正式的组织网络。建构的策略主要有结交新朋友，通婚和加入宗教和志趣团体。

1.结交朋友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掌握的资料，大致上有这样几种方式帮助他们结交朋友：

（1）生意过程中自然形成。生意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从类型上划分，博弈可分为合作性的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前者指的是参与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其他参与者谈判达成协议或形成联盟，其结果对联盟方均有利；而非合作性博弈是指参与者在行动选择时无法达成约束性的协议。从结果上，博弈又可以划分为零和型博弈和非零和型博弈，零和型博弈指的是博弈双方中的一方的利益或得分与对方的损失或失分之和为零。通俗的讲则是“有你无我”，或“你死我活”（广田康生，2005：68）。而非零和型博弈是一种非合作下的博弈，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值，它区别于零和博弈。非洲人在同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中，如果双方采取的策略是合作性的博弈，那么双方都会从生意中收益，如果采取的是非合作性的博弈策略，那么就不会有约束，其结果很有可能是零和型博弈，这意味着一方的收益是以另一方的受损为前提的。这种博弈往往是一次性的且具有投机性，不论是谁采取了这种策略，都意味着生意关系的结束，不会再出现第二次合作。所以，作为中非贸易的商人双方，都很有默契的以双赢为出发点来进行贸易。这是中非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仅仅双赢并不能使双方成为朋友，至多成为生意伙伴或维持生意伙伴关系。那么成为朋友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朋友的基础并不是生意本身，而是生意过程中体现出的人格和品德，才是成为朋友的基础。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有旨趣和性格品德相同或相似才能相互吸引并很自然的成为朋友。

我和john有生意上的往来，第一次见john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人品很好，性格直率、坦诚对人很真诚，这点和我非常的相似，因此印象非常好，后来的的几次生意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我们的交往也多了起来，有时候他请我吃饭，有时候我请他喝酒。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烦恼和欢乐与他分享。我们成为了朋友。后来，有单汽车配件生意，由于他一时的疏忽，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导致厂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符合要求，这样这单生意一直就这么搁置着，我一直就在等待，后来等了5个多月的时间，john给了我符合要求的产品。我相信他一定会处理好这单生意的，他要的只是时间，事实证明，他最终勇敢的承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想这笔生意他肯定损失惨重。但是他承担了下来。所以，这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S-M-090529）

 

（2）朋友的介绍。通过朋友的介绍而结交到心得朋友也是他们构建其朋友网络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的朋友在介绍其他的朋友给他们认识之前，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各方面的考量，如他们的性格是否相似，对方的人品是否良好等等，经过这些筛选之后介绍的人，成为他们朋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种介绍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既可能是国内的朋友将他们在广州的朋友介绍给他们认识，也可能是到达广州后他们本国的朋友介绍已经在广州的朋友给他们认识，还可能是他们的中国朋友介绍其他人给他们认识。介绍只是具备了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后续的交往，才是真正决定他们能否彼此成为朋友的关键。交往过程过中相互的赏识、敬重和吸引以及体现出来的气质、品格和心性才是他们成为朋友的基础。

我今年从欧洲辗转来了广州，我哥哥有个朋友在广州，来广州之前，我哥哥已经和她联系好了，她表示可以给我提供及所能及的帮助。我来广州的时候，是她去机场接我的，然后又请我吃饭，还帮我找房子住，并提供有关生意方面的信息给我。她很热心，很真诚，不是那种表面上好儿心里假的那种人，所以现在经过几个月的接触，我们也成为了好朋友。我觉得我哥哥介绍的这个人的确不错。是完全值得信耐的朋友。（M-M-090531）

 

（3）休闲活动过程中认识并结交朋友。相同的兴趣爱好，更容易使人拉近距离，也更容易使人成为朋友。每个人在工作之余都会有自己的休闲活动，有的人喜欢美食、有的人喜欢音乐、还有的人喜欢运动，各种兴趣和爱好为基础的俱乐部遍布全广州。就运动俱乐部来讲，上层社会的有高尔夫俱乐部、游艇俱乐部，中下层的则有各种网球、足球、羽毛球以及户外运动俱乐部，其中很多俱乐部都向所有人开放，非洲人也不例外。非洲人参加这种俱乐部的活动过程中也可以认识并结交朋友。这种结交朋友的方式，完全是以兴趣爱好为基础，与经济利益无关，如果是带有目的性的交往，往往并不能成为朋友，但倒产生副作用。

 

但我们感觉到中国人很难交朋友，中国人可以和你打招呼，也表示要和你做朋友，但实际情况又是两样。只有他们觉得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是朋友，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不是朋友。我举个例子，很多中国的学生，最开始和我们交往的时候，总是电话来邀请我们一起玩，我们也很乐意，每次都去。但后来当我们电话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说很忙，没有一次应约的。我感觉他们就是这样，并不是很真心。（J-M-090518）

 

当然除了纯粹的生意之外，我们也通过休闲活动来结交朋友，比如说我喜欢锻炼身体，也喜欢打网球，通过健身和打网球我也结交到了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完全是性格爱好使我们走到一块，不会牵扯到经济利益，这种朋友可能更加真实。（R-M-090316）

 

（4）恋爱。广州的非洲人中男性占绝大多数，大约占到总人数的83%(黄石鼎，2008：230-244)，而且这些人中以青壮年为主，许多未婚。恋爱是他们正常的需求。因为绝大部分的非洲人并不懂中文和粤语，因此，为了顺利开展生意，他们到达广州之后，会雇佣一些懂英语以及粤语的年轻女性为秘书，辅助他们完成每一笔生意。其中，很多通过长久的相互交往，日久生情并相互产生爱慕之情也在情理之中。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国女性和非洲小伙恋爱的比例不低，其中结婚生子的也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恋爱也是一种结交特殊朋友的方式。只不过结交的朋友是异性，并以相互爱恋为特点。

 

我有一个中国女友，她今年21岁，是东莞人，目前还在大学上学，学国际贸易的，我们是在商城认识的。她和许多的中国人一样非常的好。（T-M-090223）

 

（5）偶然的机遇而结交朋友。如果说上述结交朋友都是有所准备，有所预期的话，哪么还有一种情况，则可称之为偶然机遇而结交朋友。这种结交朋友的概率非常低，但一旦成为朋友，则往往关系牢不可破。

 

有一次在餐馆吃饭，因为服务员不懂英文，我旁边桌子有个小伙子主动帮我翻译了，通过后续的交往，我发现这个小伙子人非常不错，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有上进心，做事情稳重扎实，后来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叫mark，现在在浙江一家公司做事，他是我的中国朋友。尽管他去浙江一年多了，但我们会时常通电话并告知对方目前的情况。（S-M-090529）

 

2.通婚

尽管没有一个非洲人表示，他们同中国女孩结婚是因为他们想在中国建构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但婚姻作为一种结果形态，的确为他们建构了一部分的关系网络，因为，新娘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婚姻而转移到了他们的整个家庭，同时也转移给了他们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讲，通婚也成为了一种可以建构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的途径。

 

我和我的妻子是在商贸城认识的，后来我就追求她，你要知道，一个黑色皮肤的人追求中国女孩是很困难的，但我用我的品行和人格魅力征服了她，最后她嫁给了我，我们生了2个小孩。目前她是我生意上的好帮手，因为她是中国人，而且又有从事贸易工作的经验，有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和生意上的资源，而结婚之后，这些资源全部都转化给我了，因此，我的生意更加的顺利。（S-M-090529）

 

3.加入非正式的社会团体

非洲人作为临时性在中国定居的群体，尽管并没有获得中国居民等同的待遇，也没有获得来自中国政府和组织方面的正式支持。但他们却利用既有的条件加入了一些非正式的组织和团体，从而获得一些非正式组织和团体的支持，弥补了正式组织支持的欠缺。

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团体网络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以宗教信仰而构成的宗教社团如基督教教会，天主教会或伊斯兰教会等；一是因经济活动需要而产生的经济互助和行业组织，如商会等。

宗教团体是非洲人在广州的最大社会团体组织。大约接近60%的非洲人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大约35%左右信仰伊斯兰教，另有5%左右信仰本土宗教。[②]相比较而言，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组织实力更强大，在广州有众多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教堂，也有少量伊斯兰教清真寺。天主教和新教每周都会有宗教仪式活动，天主教教堂甚至每周日有非洲人专场，每周日的3:30-4:30之间，同时容纳1200多人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座无虚席，全过程英文弥撒。在英文弥撒之前，有非洲人自己的宗教仪式活动，在英文弥撒之后在慕道班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活动。

宗教团体为他们提供了信仰上的支持，任何生活上遇到困惑或困难的人都可以通过教堂的告解行为，或者直接找牧师从而得到生活上的指引。除此之外，信徒也可以通过每天的祷告实现和上帝的交流，得到上帝的恩泽和指引。

尽管中非贸易已经发展了10几年，而且近年来发展速度迅速，但以中非商业贸易为基础的行会或商会并不普遍，就其原因一方面内生力不够，组织化需求程度不高，另一方面，外国人组织社团等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但在尼日利亚人中间仍然产生了类似商会的组织“ Nigeria community ”，凡是在中国从事中非贸易的尼日利亚商人，都可以申请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组织不定期的聚会，同时这个组织也提供商业信息分享，并关注尼日利亚人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就广州的尼日利亚人反映的问题，及时和北京的使领馆取得联系，然后通过使领馆和中国政府沟通。同时，也对那些生意上失败的人提供暂时的生活庇护和回国机票。

 

五、结论

移民研究早已经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对移民顺利适应移入地的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发现，非洲人离开自己的祖国到中国来做生意，导致了既有社会支持网络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全面断裂，以及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弱化。这种变化不利于他们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的非洲人很快就开始构建自己新的支持网络，这种构建的策略包括一方面延续和加强从非洲带来的社会支持网络，另一方面又通过结交朋友、通婚以及参加非正式组织和团体等方式建构新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样，他们就在广州重新编制了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关于他们构建的社会支持网络如何对他们在广州的社会适应起作用，起着怎样的作用则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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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之四
非洲商人广州生活纪实：疲于应对签证过期

奥巴马的获胜让他们喜极而泣，但他们仍须面对在中国的灰色生活
本刊记者 王大骐 实习记者 翁倩李少卿 摄影 方迎忠
入夜。广州宝汉直街从白天的昏昏欲睡中苏醒过来，音乐响了，霓虹灯亮了。“走鬼”摊上冒着热气的玉米和饼给潮热的空气增添了几分粘腻感。Nap踏进熟悉的酒吧，开始拨打远方的号码，“嘿，最近还好吗……”这时，他的国家苏丹进入了上班时间，这意味着，他的生意也许就要来了。
他做生意3年，根据苏丹客户的要求，在广州搜罗货品，再运回自己的国家。他卖过鞋，卖过衣服，最近“流行”起来的是卖电子产品。通过这样的“转买转卖”，他有过不少的收入。那时，他觉得广州是天堂。
可是，金融危机后，订单少了很多，贬值的美元交易轻而易举地“吃”掉了他的利润，“赚钱越来越难。”他的“老乡”，三三两两地踏上回国的班机，他也不止一次萌发回家的念头。
有人离开，更多的人却涌了进来。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会不时与黑人擦肩而过。他们多数独来独往，有些拎着体积庞大的行李袋，有些则迷茫地看着公交车或者地铁的站牌，努力地辨认自己前往的方向。
据说，在广州淘金的非洲人已达20万之众，多或少，官方没有验证。但有些事实无法否认，他们跟亿万进城打工的中国农民并无不同，同样的背井离乡，在大城市里跌跌撞撞，怀揣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
他们常常大声打着手机，嘴里蹦出英语，法语，当地土语，甚至是纯熟的中国客套话。他们跟公车上，站台旁，餐馆里的中国人搭讪，虽然鲜有回应，但他们乐此不疲。
有些中国人不喜欢他们身上浓烈的香水味，有些中国人用没有语法的英语加计算器跟他们做买卖，有些中国人和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常常在相互猜疑中度日，更多的中国人，不了解他们，更别说理解。
宝汉直街
小北路靠近天秀大厦的天桥上，有一批以拍照为生的人，初来乍到的非洲人是他们的常客。这些非洲人通常神情得意，笑容满面，有时还比出“V”的手势。照片的背景千篇一律，无非是天桥下的车水马龙和远处耸立在灰霾中的高楼大厦。照片即拍即取，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进包里，立此存照或者寄往家乡。
天桥的另一边，开往深圳的“和谐号”飞快地在铁轨上奔驰，发出巨大的噪音。铁轨下的桥洞里，小贩们正贩卖着各式的皮带，钱包，牛仔裤，理发的摊位上，剪刀“嚓嚓嚓”地响着。
穿过桥洞，前面便是另外一个世界，一条只有短短几百米的街道。
街道的名字叫宝汉直街，一处典型的城中村。街道的入口处是一座酒店改造成的商贸城，车辆需保安放闸才能通过。再往里走，街道愈发狭窄，但凡有车经过，人群避让，灰尘扬起。
就是这样一个小地方，却可以见到来自80多个不同国家的人，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洲商人。这条街，满足了他们几乎所有的生活所需。
规模不大的肉菜市场里手提菜篮的黑人走了过来。阵阵香味搅和着汗臭和香水味从街边的烤鱼档和流动炒粉车里蔓延开去，升腾的热气朦胧了街景。凉茶铺里，清真餐馆里的小姑娘无精打采地坐着。三五成群的黑人大口喝着冰啤酒，或站或坐地聚集在街道入口的停车场和路旁，公安的吉普车停靠其中，警员警惕地看着四周。闭路电视监视器不停地旋转。一些小商铺直到午夜还在与非洲客人讨价还价，与此同时，为数不多的几间酒吧亮起了霓虹灯，人声鼎沸。
如果你午夜12点来到这里，你会产生身在非洲的错觉，这个时候中国人散去，非洲人多了起来。一间餐吧的二楼液晶电视里正播放着美国嘻哈歌星AKON的音乐录影带，他们三三两两地围坐一桌，中间偶尔夹杂着一个中国女人，伴随着强劲的乐声，就着珠江纯生兴高采烈聊天。突然画面转成迈克尔杰克逊在Motown25周年晚会上的演出，BillyJe an的音乐响起，所有的黑人突然停止了说话，放下了酒瓶，安静地注视着屏幕。

昂贵的自由
能在宝汉直街自由地吃饭喝酒，已经是非洲客的幸福。这至少要求他们的身份是合法的。更多聚集在广州的黑人，由于签证过期的原因，无时不刻不处在被遣送回国的焦虑中，除了栖身之所和狭窄的店面外，他们哪里也不敢去，甚至放弃了从前在国内挚爱的足球，只能买一两个杠铃，将运动改在家里进行。
宝汉直街的非洲人主要来自于非洲的法语国家，例如刚果，几内亚，尼日尔，塞内加尔，他们大多数已经混出点名堂。可即便在这样的地方，拿着相机的人也会引来警惕的眼神，不但是黑人，甚至商铺里的中国人都会一直打量着你，直到你离开他所在的区域。作为一个外人，走在这看似热闹的街道上，总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神经质般紧张的空气。
长着婴儿脸的Ali，很讨中国人喜欢，有些中国女孩子甚至觉得他长得很帅，对于黑人，这是少有的恭维。他在惠州大厦拥有了自己的公司，算是从那些大小不一的商城里拼杀了出来，有了合法的公司，专门负责出口女士鞋具，还雇有两名中国员工。
Ali来自马里，说话很温柔，当我们的摄影师提出拍照的要求时，不同于其它黑人警惕的眼神和极力排斥的言语，他欣然接受，“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怕什么？”
Ali的确是有资格这样说的。由于开了公司，还雇佣了中国人，在交纳了两万块人民币之后，他拿到了其它非洲同胞向往已久的中国常住居民证，无需像候鸟般，每隔几个月便飞回自己的国家续签，签证只需一年更新一次。
在天秀大厦的蓝爵咖啡厅里，他跟每一个在场的黑人握手打招呼，气氛热情而友好。落座后的他侃侃而谈，神情自若，配合着摄影师的种种拍摄要求。半个月的采访中，我们头一次觉得轻松起来。
Ali去过很多地方。他到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度过假，每年还有几个星期能够回国探亲。广州总让他想要离开。他的公司曾被警察突然“拜访”，他们推门而入，喊着“Passport!Passport!”他的同胞一段时间没有出现，本以为回了家，再一问共同的朋友，才知因为签证的问题又进了看守所。听到这样的消息他总是很沮丧。如果不是在这边有生意，有工厂，他更愿意住在北京和上海，那里人们的友好和城市良好的规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li谈话中提到的那些被追逐的非洲同胞正是在广州居住的数量最大的黑人群体，他们多数来自尼日利亚。这个由军阀统治的国家曾是非洲文明的摇篮，如今这片大陆的第一大石油产地和第一人口大国，大批的中国人在那里建油田，装通讯塔，铺公路，开餐馆，卖假发。
无路可逃
有一则非洲寓言是这样说的:
在非洲，每天早上，当一头羚羊醒来，它知道自己必须要跑赢最快的狮子，否则只能被猎杀。
每天早上当狮子醒来，它知道自己必须要跑赢最慢的羚羊，否则它会饥饿至死。
无论你是羚羊还是狮子，这都不重要。
当草原的太阳升起，你最好开始奔跑。
白天，广州的很多尼日利亚黑人看到警车会有意识地闪躲，有时看到交警，他们也因辨认不清而拔腿就跑。大部分人开始迁徙，他们搬到更偏僻的南海和佛山，宁愿每天搭乘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工作，偶尔公车还会被拦截，又一大帮人就这样被带走。因为他们几乎全是非法移民。
尼日利亚人在广州是个被孤立的群体。中国人不愿意跟他们做生意，警察想赶他们走，即使是非洲兄弟之间，他们也在遭受排挤。他们的信用和声誉总是被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损毁。
从三元里地铁站出来，途经矿泉街派出所，分布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商贸城。这里的店铺几乎清一色地被黑人占据，每一间都相似的狭小。伴随店内非洲音乐浓重的节拍，黑人们挥汗如雨地打包着货物，然后扛到旁边的南航办事处等待空运回自己的国家。不同于广州其他地方，这些商城里的非洲气息最为浓烈。
第一次走入其中，记者突然被一个黑人拦住，他用纯熟的中国话说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在找人。”记者回答道。
“我们尼日利亚人跟其它非洲国家不同，我们不像喀麦隆人那么胆小，”接着他鼓起了自己身上的肌肉，像一头毛发竖起的狮子，“我们没有FEAR(恐惧)，我们都是WARRIOR(战士)，我们是非洲最大的国家。”接着，他跨出一步，犹如演员谢幕，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John的档口摆了三台电脑，俨然一个联络处的样子，他平时做刻碟和打印的生意，以前出口过中国的空调和摩托车，现在依然在寻找商机。
他长着一副深色的眼睛，30岁出头，身穿鳄鱼牌POLO衫，185左右的个子，尽管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可是英语十分流利，说话很有逻辑性，对任何问题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平时经常上网浏览新闻报道，还写博客，而由于从19岁起就开始周游非洲各国，还能说法语。
与John的第一次聊天在他的档口边上，他身后的非洲同事正在热火朝天地打包着货物，缠胶布的嘈杂声让人根本无法正常对话，可他还是拒绝了我们换地方的提议。
手机响起，看过短信后他消失在走廊的尽头，过了许久，又笑着走了回来。猫捉老鼠的游戏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第一次的F商务签证只给三个月的单次往返，实质上只能待一个月。续签也不容易，尼日利亚的中国大使馆前，等待的人永远望不到头。于是，有人在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后就把护照烧了。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本来想回家的尼日利亚人，由于担心被拘捕，也只能过着四处逃窜的日子。
John总是感叹广州政府与尼日利亚人之间缺乏一个沟通的渠道，双方都在黑暗中揣摩对方的意图，而这样僵持下去，局势只会愈发难以收拾。几个月前，南海政府破天荒地把居住在那里的数千名尼日利亚人请了出来，各派代表进行了一场对话，还豁免了许多签证过期的尼日利亚人，允许他们回家，说着，他还拿出了当天的照片，说起这件事，John的眼睛直放光。
John现居住在南海，有一套月租1200元的房子。房间的摆设很简单，一张大床，一台液晶电视机和DVD机，还有一部电脑，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两副招贴画，一副背景为盛开的鲜花，写着花开富贵四个大字，另一幅则是三个中国宝宝趴在地上开心地笑着。
记者问他是否知道尼日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上信誉的沦丧，以及广州其它非洲国家的商人和中国商人对尼日利亚商人的非议，还有各种关于尼日利亚人的负面新闻不绝于耳，他丝毫没有沉默，立马回答道:
“我们对于自己腐败的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正如我们曾多次求助自己国家在广州的代表，可他们无动于衷。我也承认尼日利亚人中确实存在坏人，可你不能为此追逐每一个尼日利亚人。我想要成为一个好公民，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
他始终相信目前的种种问题会有解决的一天。那个时候谁也无需逃跑，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2009年奥巴马做就职演说的那一天，John说，几乎所有在广州的黑人都看了现场直播。他当时激动地留下了热泪，他认为这位黑人把梦想又带回了世界，他记得，当时那个说唱歌手说，“帕克坐下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马丁路德金可以起步了，所以奥巴马可以奔跑，奥巴马奔跑了，所以我们可以飞。”
谈到自己的梦想，他希望以后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合法身份去上海，在那里学一年中文，最后等赚够了10万美金，自己就在中国开个小工厂。当记者开玩笑地问等他暴富后会否买架豪华跑车或者私人飞机的时候，他一脸严肃地答道那是最自私的行为，毫无幸福感可言，他会把赚到的钱用来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初来中国的同胞们，同时也为自己千疮百孔的国家做点事。
最后一次见到John的时候，他说最近每天都有二三十个尼日利亚人坐飞机离开广州，尼日利亚人在广州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减少，而对于自己的梦想，也许已经没有时间去完成了。

梦想照进现实
Chris足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才出现，想不到身后还跟了一大家子，一个广州老婆，两个走着路的女儿，还有一个睡在婴儿车里的男孩。
1997年Chris只身从尼日利亚来到了广州，作为第一批拓荒者，当他踏上这片异乡的土地时，成为了第五个居住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
2002年，Chris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在这一年，他迎娶了一位地道的广东太太。Chris的夫人Joyce是1999年通过朋友介绍互相认识的，刚开始家里人非常反对他们交往，可是四年时间的磨合过后，家人慢慢发现Chris的老实可靠，并接受了这个洋女婿。于是借助Joyce的金钱支持和当地的人脉，Chris开始做起了出口中国摩托车的生意，而这个在尼日利亚被称为OKAD A的商品，直到今天都还是国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
结婚以后，Chris每天最喜欢和妻子在位于番禺奥林匹克花园的家中一起看广州电视台的GF节目。现在他已经习惯了中国的饮食，并且非常喜欢喝妻子煲的老火靓汤。平时的Chris特别喜欢打乒乓球，而且球技很好，几乎是难逢敌手。
在正佳广场的肯德基里，Chris的两个女儿Prevail(胜利)和Princess(公主)一会儿就把一大盘的鸡腿和冰欺凌消灭殆尽，吃饱后她们开始跑来跑去，相互打闹。这个时候，婴儿车里刚出生的小儿子Awesome(棒极了)突然号啕大哭，引得周围的中国人侧目，Chris的夫人赶紧把热牛奶瓶塞到他嘴里，这才止住了哭声。
最近的一段时间，Chris很少和过去的同乡朋友来往，据他的夫人说，这些人中有很多的骗子，有些甚至从事不法勾当，他们不想受牵连。
每周日Chris一家都会来到火车东站附近酒店会议室的国际教会里做弥撒，据说那里有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教友，并且有专人检查护照，拒绝中国人的进入。
Chris觉得今年的生意越来越难做，首先是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美元贬值对外贸的严重打击，再加上精明的中国商人已经看清了非洲的巨大商机，在那边设立了自己的办事处，省去了非洲采购商的环节，开始直接从中国出口摩托车。
谈起未来，他还是希望能回尼日利亚，而在三番四次的追问原因之后，他总是摇头叹息，嘴里重复着同一句话:“I t'shardtosay。”(很难说。)
对于远在中国的非洲人，他们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他们几乎都想找一个中国老婆，谁也无法说清这里爱的成分有多少，可一段跨国恋却一定能让他们安稳下来，不再惊慌和逃窜，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幸运，能走到最后的也只是少数。
遥远的爱情
Nicole消失后，朱小雪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那时距他俩确定恋爱关系尚不足一个月。每天，她的脑里都会闪过无数支离破碎的片段，她甚至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半年前公司的一次室外推广会上，朱小雪认识了尼日利亚人Nicole，并“鬼使神差”地将手机号告诉了这个“普通话说得挺地道的”黑人。此后，他们有了断断续续的联络。确立恋爱关系前，小雪的迟疑溢于言表，而最终下定决定接受Nicole的原因，是因为相比已经分手的前男友，他“像小孩子一样可爱，又常常像爸爸那样教导她”。
这在朋友圈里是个特例，小雪之前20余年的生活中没出现过一个外国人。“可他和想象中的黑人不同呀。”Nic ole30岁，大学毕业，在台湾学习三年中文之后到了广州做生意。两人沟通上没问题，Nicole的聪明和见多识广还常让小雪佩服不已。
惊慌失措了一个星期，手机终于响了。Nicole说，因为签证过期的关系，他进了拘留所。
小雪吊着的一颗心终于稍稍放了下来。Nicole在电话里安慰她，“放心吧，我没做坏事，很快就能出来。”
可电话中的“很快”还是足足等了一个月才到来。去接他的那天，小雪见到的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一个超过180公分的高个儿比之前瘦了几十斤，肚子也都瘪了下去。小雪的眼泪扑簌簌地掉。
拘留所事件成为了Nicole的梦魇。两人再也不敢在签证问题上冒险。拍拖的这一年，Nicole每隔三个月来中国一次，其余的时间，爱情由一根细细的电话线维系着。有时，签证到期前小雪会半开玩笑地说，“别走了，如果被发现了我们再想办法。”Nicole总会严肃地告诉她:“我不希望人生中出现第二次拘留所经历，那是我的耻辱。”
记者采访的那天，两人即将迎来又一次的别离。Nicole将在中国买的药、大宝sod蜜、带给妹妹和妈妈的礼物一一塞进硕大无比的行李包，一边不时转身拉住小雪的手，向周围认识的人介绍，“嘿，这是我的女朋友。”临去机场前，小雪从包里拿出一顶鸭舌帽戴上。“我爱他，这是没错，但我不能让同事们知道。”两人牵起手，消失在记者的视线中。
在广州，与中国女人组成家庭并生儿育女的非洲人，多数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娶一个中国老婆，意味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得到更多的自由，也不再需要为签证问题烦恼。但对于绝大多数黑人来说，这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多数时间，这些孤独的男人住在城中村或城市边缘狭小的“接吻楼”里，在异国他乡度过一个又一个新年。为了赚钱，他们一边斤斤计较，不放过任何一个多余的线头和包装袋，一边疲于奔命地应付警察。
Nicole的朋友，同样来自尼日利亚的Samba就这样孤独了七年。由于没赚到什么钱，他一直没有回家。连结婚都没回去。他的父母把结婚彩礼送到女方家，把女孩接过来，算是结了亲事。两夫妇已经结婚三年了，至今没团聚过。
至于浪漫，也许只存在于夜晚酒吧醉醺醺的幻影里，或是寄托在他们做生意的逼仄商场中。他们对经过的女人吹口哨，或大声说着“你好”。这样的搭讪通常得不到回应，甚至招来一句“魑线”(神经病)。
信仰
周日下午三点半的气温高达39度，可位于一德路的石室圣心天主大教堂里依然坐满了前来参加英语弥撒的教徒，绝大部分是黑人。
他们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的汇聚到一块，有些搭地铁，有些开着自己的车，但无一例外身穿最光鲜亮丽的衣服，他们不停地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挤不进去的人只好站在门外。
众生平等，每一个进门的非洲人，无论是谁都会谦卑地轻轻单膝跪地，默念祷词，接着寻找落座的位置，开始双手合十的祷告，倾诉心中的烦恼和苦闷，有些甚至泪流不止。
“愿主恩赐予我，愿主助我前行。”
一个半小时的弥撒中，他们集体吟唱赞美诗的声音浑厚有力，响彻教堂的穹顶，甚至站在外面的马路上都能听到共鸣。在异国他乡的艰难谋生，担心受怕，只有在这全心托付给上帝的一刻，才能得到片刻的缓解。
随着几声钟响，弥撒结束，黑压压的人群从教堂里倾泻而出，重归于这座也许从来就不曾属于他们的城市中去。
(感谢黄悦的采访帮助)

 

资料之三：

广州：外国人在穗犯罪呈增加趋势 给广州带来管理难题
 
 
2007-06-26 14:39:09

　　目前在广州居住一年以上的常住外国人约有1.7万人，此外，近年来每年都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万外国人涌向广州。

　　广州是“世界的广州”，广州的国际化环境和正在让寻梦羊城的外国人流连忘返。当老外们在广州寻找发展机会时，他们也把先进的技术经验等国际最前沿的东西带到了这里。然而，在广州的众多外国人聚集部落中，目前也存在不和谐音。主要是“三非”，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问题，而更为严重的是外国毒贩入穗毒品走私活动愈来愈猖獗。

　　记者采访时发现，面对在广州创业发展的外国人时，已不能再将其仅仅视为个体，更应该充分考虑其产生的社区效应。包括各种管理制度如何完善跟进，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如何与时俱进。

　　典型案例

　　已抓获300多名在穗非洲贩毒者

　　交通违法：

　　小北路，十个违章行人中一半是老外

　　一说起广州非洲人哪最多，十人有八九会“遥指小北路”。在环市中路小北路段不到1000米长的三角地带，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外企，目前仅天秀大厦600多间写字楼中，有七成是被中东人和非洲人租用。附近档口的老板都说，非洲人的性格一般都比较不拘小节、喜欢群居。可也正是这种性格，让附近流花交警大队民警们感到很头疼。例如有些时髦的非洲小伙子耳朵里塞着耳塞听音乐，边走还边跳着Hip-Hop。他们经常舍弃人行天桥，直接从桥下穿过去。

　　采访当天，记者于下午4时至4时半在此处观察，半个小时内，不走人行天桥而违章闯过马路的行人约有三十人，其中非洲兄弟占了一半。一名壮实的非洲青年向交警大喝：“我看不懂中文！”

　　毒品走私

　　国内毒品市场已与国际同步

　　去年11月29日中午，广州白云区云山居小区内，数名警员对五名被怀疑从事贩毒活动的外籍男子进行了抓捕。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去年上半年起，一个由来自非洲的境外人员与境内人员相互勾结的毒品销售网络已经出现。省内目前已出现两种新型毒品，一种是精神类药物——舌下片。另一种是“六角”，属高致幻药品，有关专家认为，新型毒品的出现表明国内的毒品市场已基本与国际市场同步。

　　去年12月，广州市公安局有关人士透露，近来西非人以广州为目的地走私毒品形势十分猖獗，公安部门已经抓获300多名在广州从事毒品走私犯罪活动的非洲人。今年6月，省禁毒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外国毒贩藏毒进入广东的现象，正在引起重视。”

　　老外扎堆  广州十年生成四个地球村部落

　　目前在广州居住一年以上的常住外国人约有1.7万人，此外，每年在广州临时住宿登记的外国人约50万人。

　　从1996年开始，到广州打工的外国人数量明显逐年递增。历经十余年发展成熟，大量外国人业已在地理上集结为四大部落群，分别为：部落群1：以广州市环市东路为中心的秀山楼、淘金路、花园酒店、建设六马路等一带。这一带以一些从事贸易的非洲商人和欧洲国家使领馆、日本使领馆以及印度人为主；部落群2：以天河北路为中心的体育东路、天河路、龙口西路、林和中路等一带，因中信大厦内有大量的外国公司办事处，所以大部分从事贸易的日本人、美洲人、欧洲人都居住在附近；部落群3：番禺区一些大型、配套设施较好的楼盘如祈福新村、丽江花园、星河湾等一带，主要以东南亚地区国家如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人居多；部落群4：以三元里为中心的白云区金桂村、机场路小区等地，主要是经营鞋类、服装生意的非洲人居住，近年来不少从事中韩贸易的韩国人也聚集在此。

　　警方声音  外国人在穗贩毒日益猖獗

　　今年5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在发布广州市社会治安状况时，坦承外国人犯罪确有增长。广州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称，在各类案件中，外国人犯罪所占比例很小，但确有增加趋势，尤其是跨境贩毒犯罪日益猖獗。在这方面，广州警方与香港警方、国际刑警一直保持很好的联系，取得卓有成效的合作，如交换情报等等。对于外籍人口管理不仅是公安部门的事情，需要多部门密切配合。

　　专家：年涉外案近两千宗，宜专项制定法规管理

　　目前广州每年涉外案近2000宗。广州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办公厅副主任王志雄在2004年就建议制定地方性境外人员管理办法，加强对境外人员的管理。他说，境外人员的大量涌入，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而目前对管理境外人员负主要责任的公安部门，其机构、警力和经费都严重不足。目前，广州市管理境外人员的机构只有30多人，各区、县级市公安部门1人左右。他们不仅要承担打击“三非”境外人员任务，而且还要承担对境外人员的日常居住、学习、出入境管理等。

　　王志雄委员建议，依照目前有关法规，制定地方性境外人员管理办法，统一管理境外人员的政策和法规；建立综合协调机构等。（陈翔 王鹤 廖靖文）
  

资料之二：
广州“第三世界”首都
 
日期：2008-11-05 作者：黄俊杰 来源：东西南北 
 

    广州是中国最具非洲特色的城市——1000多年前，就有阿拉伯商人将黑人卖给中国富裕人家做家丁；1000多年后，一段发生在广州“巧克力城”(因近10公里的地带聚集众多黑人得名)一个尼日利亚理发师身上的经典对话经常被引用：“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数万名黑人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三三两两，拎着几只超大黑色塑料袋，或背个双肩包，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被中国人称为‘尾货’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这说的是广州以越秀区洪桥街道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地带——“巧克力城”。
    在广州的服装市场、电器市场、小商品市场附近，来自尼日利亚、安哥拉、马里、加纳、尼日尔等非洲国家的广州临时居民，已经融入广东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们按照收入的区别住在城中村或国际公寓，穿着短裤拖鞋去街口的超级市场、在公司中听着《两只蝴蝶》之类的中文歌、上火的时候还懂得到凉茶连锁店喝一杯“斑痧”凉茶。按“德国之声”的说法，在广州甚至有4支完全由非洲人组成的足球队，其中几内亚人的球队还从家乡请来了一名国脚来担当主教练，和中国人比赛，从未输过。
    问为什么第三世界的人最喜欢去的是广州，而不是北京与上海?一位网友轻描淡写的回答给人启示：“门槛低、机会多、不排外吧。”敏感的人突然发现，第三世界居民的聚集，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并非一个简单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它是一种对城市生活理念的梳理。“近年来，第三世界在大众媒体上往往与失业、贫困、犯罪、卖淫、无家可归、艾滋病、偷渡等社会阴暗面联系在一起。”
    在一篇《全球化时代的第三世界与华盛顿的世界政府》的文章中，作者这样描述：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拉近差距的理想，越来越像海市蜃楼。生活的差距给世界上号称发达的每个城市带来了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移民、淘金者、学生与劫匪。
    在中国，他们为贸易而来，从广州到义乌是必经路线。广州晚上到义乌的航班上，说着阿拉伯语或拥有黑皮肤的乘客数量乏多，甚至会让人产生上错航班的错觉：难道这次飞行的目标是肯尼亚的击鼓餐厅？
    第三世界国家的兄弟们选择在广州谋些生计，除了有这个南方城市的气候因素，还有这个城市良好的市场与贸易传统——1757年，清朝乾隆皇帝诏告天下，划定广州十三行为全国惟一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让广州独揽中国外贸85年；200年后，中国面临财政困难，把外贸经营机构“广交会”放在广州，借助香港的“国际通道”地位跟外国人做生意。“他们才是给广州带来贸易顺差的人”——按照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的说法，广东过去十几年产能过剩了，库压的大量旧货被中非贸易集散地很好地“消化”，有利于广东的产业升级。
    但是，即使在因为第三世界市民众多而被戏称“第三世界首都”的广州，对待这些带来贸易顺差和产业升级的好人们，依然难以实现真正的宽容：在广州网络社区的“心灵热线”上，一个“我可以接受非洲男人做我男朋友吗”的帖子，招致了大部分人热心的规劝：“玩玩也不可以。”
    我们的城市是否忽略了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市民?他们在广州的聚居区仍然找不到懂外语的义工、看不到想看的电视频道、买不到英文报纸。他们担心在草地野餐时“违反小区规定”，担心房东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收两倍房租……他们的幸福感考验着城市的宽容度，体现的是城市的修养与发展潜力，考量的是城市的生活与精神价值。
    善待来自第三世界的兄弟。嫌贫爱富是机会主义盛行的城市中，最不好的通病——即使有时尚杂志认为菲佣是时尚生活的标签，来中国的菲佣还是不得不以教师身份曲线就业(纯粹的劳务输入在中国内地无法取得“工作签证”)，第三世界国家移民聚居的伦敦Hackney区还是被误解为失败者的天堂。
    中国社科院非洲西亚研究所博士刘海方认为，海牙因宽容的精神而闻名世界值得学习——成为第三世界人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应该是一种荣誉而不是一种负担。                                              摘自《东西南北》2008/11 
 

 资料之一：“巧克力城”
——非洲人寻梦中国
 
 
 
潘晓凌　陈晨　杨大正　文　发布时间： 2008-01-31 08:41　来源：文摘报
 

　　据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的热潮中，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

“这里的治安太好不过了!”

　　在广州，一片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地带，被出租车司机称为“巧克力城”。

　　每天中午十二点以后
，“巧克力城”开始活跃。数万名黑人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三三两两，拎着几只超大黑色塑料袋，或背个双肩包，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被中国人称为“尾货”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

　　万里之外的非洲，有近50个需求旺盛的国家正张开双臂，一件不余地接受、迅速消化掉这些本国生产不出的日用消费品。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中非贸易的热潮中，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

　　黑人Clem像一条怎么也抓不着的泥鳅，在飞速穿梭的车马中灵活穿行。看到记者犹豫半天，最终从附近的人行天桥走过来后，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说:“抱歉，我还没有形成走红绿灯和人行天桥的习惯。”当被提醒“广州治安不好，注意背包”时，他惊奇地瞪圆了眼睛，“你在开玩笑么？这里的治安太好不过了！”

　　25岁的Clem来自尼日利亚。此前，拉各斯——尼日利亚最繁华的都市——被他视为天堂。到广州后，他觉得他才站在了天堂的入口，中国才是真正的天堂。

　　去年10月，Clem拖着几大箱行李走出广州白云机场，拦了三四次，终于坐上一辆的士。他递给司机一张写着中文地址的便条，没再言语。

　　Clem的新窝是广州东圃一个10平方米的单间，这是一个尼日利亚老乡为Clem安排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和一张沙发，洗手间得与其他三名非洲租客共用。他刚推开窗，又关上了。窗户半米开外，紧挨着另一幢楼，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祈祷早晨能看见阳光。

“关键是便宜”

　　许多出租车司机不愿做“巧克力”的生意，他们不喜欢这些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斤斤计较的坏毛病，连付车费也要讲价。有的司机会以“身体太胖，车坐不下”或“听不懂外语”为由拒载；也有人无所谓，“搭谁不是做生意？”

　　据报道，目前在广州的非洲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东圃、登峰街、永平街等地的城中村，及丽江花园、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这些非洲人做生意的目的地，集中于迦南、御龙、天秀大厦等几座大型中非贸易城。

　　贸易城的摊位没有任何审美层次上的装潢，顶多在门口摆放一个黑人塑料模特，样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和玻璃展柜里。集仓储与销售为一体的御龙大厦，摊主们把牛仔裤像咸菜一样堆在过道上，忙乱时，直接从裤堆上踏过。

　　这样的卖场却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它们廉价得让人咋舌——一条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100元……

　　美联社前驻非洲记者Arnold在非洲呆了近10年，他告诉记者，由于非洲几乎没有工厂，一般人对正版和冒牌没有什么概念：“只要鞋子上印有Adi鄄das就可以了，关键是便宜。”

　　来自利比里亚的服装商Cote是这几座服装城的熟客。来华淘金的非洲人多数像他这样从事服装贸易，消化了中国大量已过时的库存货。金龙盘大厦一个中国老板调侃：“他们对款式无所谓，只要有弹力，能把女人的大腿包得像个粽子就行。”像Cote这样单独行动的并不多，他们多是两三人结伴，奔走于几座贸易城，从中午挑到傍晚，用黑色塑料袋四四方方地包成棉被状，雇车运走。

“很难交到中国朋友”

　　“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Clem不爱听关于中国的“坏话”。每当听朋友们抱怨中国签证难拿、中国人不讲诚信时，Clem总一声不吭。惟一让他认同的观点是，非洲人很难交到中国朋友。

　　他喜欢到“小王国”外遛达。城中村之外的广州，才是他在电视上看到的模样。每次乘坐公共巴士和地铁，他都让会说些中文的好友代劳买票，自己则站在旁边瞅着。看到地铁票从自动售票机中吐出来，他总小声嘀咕，“其实也不难嘛。”可好友鼓动他自己试一试时，他看看四周投来的好奇目光，又一溜烟地逃到边上去了。

　　Williams一年前来到中国，在宇航大厦开了一家发廊。发廊从壁纸、沙发到高脚椅，清一色的艳红。他的顾客，清一色的黑人。“中国的发廊，不了解非洲的发型，所以全到我的店里来了。”他颇为得意地说。尽管他的“设计”常常只是给客人剃个光头而已。

　　和候鸟般频繁往来的Cote不同，Williams和许多有经济基础的非洲人一样怀着“中国梦”。他们希望经过四五年的奋斗，在中国开一间公司或贸易中介办事处，在日益繁荣的中非贸易中获取丰厚的中介佣金。

　　不过像Clem一样，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圈，始终没超出方圆20公里的“巧克力城”。几乎所有受访的非洲人，说不出一处广州景点，也没几个叫得上名字的中国朋友。他们从不向中国的银行申请帐户，也鲜有人会买羊城通，尽管公交车是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广州的非洲人如果在一夜间蒸发，几乎不会在“巧克力城”和这座城市留下痕迹。“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一个正在剃头的尼日利亚人说，“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可是Williams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跟中国人交往，真是很复杂。”Williams说。一次，在公车上，他和一个大学生聊了半个小时，临别前，彼此交换了手机号码，还约定下周一起去看球，可晚上照号码打过去，却是空号。另一次，他与一位老太太在教堂前聊天，得知老太有一个孙女，他问，“您孙女肯定很美丽，她多少岁了？”没想老太突然气愤地转身离去，边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Williams学中文的另一途径是看电视剧和电影，越看越觉得这个他所生活的国家陌生，“没想到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厉害，她们居然可以不做家务、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 (《南方周末》1.24)

从今天开始开设非洲人研究专题，此研究以我的博士论文收集材料为依托，以笔者的研究内容为主体，将在博客发表部分我收集的材料以及我的公开或即将公开发表的论文。

没有任何动力，做什么事情都无精打采，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萎靡不振？我怎么就进入了这种状态？谁能拯救我

这首歌曲进入中国时，引起了很大的笑话，其原因在于歌名的翻译上，最开始大家都给翻译成 “不顾一切的做爱”、“旁若无人的做爱”。这首曲子是1983年发行的，哪个时候国门刚打开，民众大吃一惊，难道西方真的这么开放，连歌名都这么赤裸裸，所以闹得沸沸扬扬并不奇怪。后来歌名更正过来了，现在比较接受的译法是“让爱成空”。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是Air Supply乐队的1983年的作品。空中补给air supply 合唱团不断地创造出绝美而出色的流行歌曲，在他们长达23年的音乐旅程中一再地改写排行榜历史，1980年至1985年期间，他们在美国、澳洲、纽西兰、
英国、日本及东南亚创造了连续一首又一首的热门歌曲，而这一连串拿下排行榜前十名名次的畅销单曲，其中就包括了这首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Air Supply乐队擅长演唱抒情歌曲，他们演绎的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很优美，而且配器精巧，大量采用钢琴、吉它、弦乐等音色优美的传统乐器，因此音乐效果浪漫、抒情，非常迷人。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I just how to whisper  我懂得如何轻声低诉 
And I know just how to cry 也懂得如何放声高呼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e answers 我知道答案所在何处
And I know just how to lie 也知道撒谎言辞含糊
I know just how to fake it 我懂得如何捏造事故
And I know just how to scheme 也懂得如何策划企图
I know just when to face the truth 我清楚何时应该面对现实的残酷
And then I know just when to dreamAnd I know just where to touch you
亦明白何时可以迷恋梦境的虚无我知道哪里是我能触及的领域
And I know just what to prove 也知道我要证明什么疑虑
I know when to pull you closer 我知道何时应该将你拉得更近
And I know when to let you loose 也知道何时不要过分绷紧
And I know the night is fading 春宵将尽
And I know the time’s gonna fly 良辰飞逝
And I’m never gonna tell you everything I’ve gotta tell you 
而我绝不会向你透露任何隐瞒的事实
But I know I’ve gotta give it a try 但我知道我应该尝试
And I know the roads to riches 我知道致富之道
And I know the ways to fame 也知道成名之路
I know all the rules and then I know how to break’em 我熟悉所有的游戏规则
And I always know the name of the gameBut I don’t know how to leave you
更熟悉打破规则的模式 到要怎样离开你我真的不懂
And I’ll never let you fall 我永远不会让你跌倒摔痛
And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 我不明白你怎能无动于衷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让爱一切成空
Out of nothing at all, out of nothing at all 一切成空 一切都成空
Out of nothing at all, out of nothing at all 一切成空 一切都成空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Everytime I see you all the rays of the sun
让爱一切成空每次我看见你的倩影
Are streaming through the waves in your hair 所有的阳光都如波浪般亲吻你发间的柔情
And every star in the sky 天上的每一颗星星
Is taking aim at your eyes like a spotlight 都像聚光灯一样对准你的眼睛
The beating of my heart is a drum and it’s lost 我狂乱的心是迷失的鼓点
And it’s looking for a rhythm like you 寻觅着你节奏的和应
You can take the darkness at the pit of the night 你可以从长夜的坑洞中吸取黑暗
And turn into a beacon burning endlessly bright 将它燃成长明的信号灯 散发无尽的光亮与耀眼
I’ve gotta follow it’cause everything I knowWell, it’s nothing ’till I give it to you我必将追随它的内涵 因为我熟知的一切没有你的谱写 都将永远湮灭
I can make the runner stumble 我可以让奔跑者摔倒
I can make the final block 我可以发动攻势
And I can make every tackle 也可以让进攻完全虚耗
at the sound of the whistle 但耳际响起鸣哨
I can make all the stadiums rock 我能够让整个运动场沸腾热闹
I can make tonight forever 我能让今夜成为永恒
Or I can make it disappear by the dawn 也能让它在黎明前消失
I can make you every promise that has ever been made 我能为你实现每个许下的诺言
And I can make all your demons be gone 我能为你去走所有的恶魔
But I’m never gonna make it without you 但是没有你 我什么都不屑去做
Do you really wanna see me crawl 难道你真的要看我在地上匍匐堕落？
And I’m never gonna make it like you do 我决不能像你一样从容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让爱一切成空
Out of nothing at all, out of nothing at all 一切成空 一切都成空 ……. 让爱一切成空

 

Magic boulevard 是另一首我非常喜欢的音乐，由法国歌手François Feldman演绎。François Feldman应该说是被认为法国最被欣赏的音乐人之一。 从他的音乐里，我们可以看到珍惜和感动，我们也感受到了永恒和珍爱，灰色和仍怀有希望的忧郁，止不住的乡愁。

这首歌都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凄美，它讲述了一个电影院领座员寂寞的内心感受……

轻柔舒缓的音乐响起，一幅幅凄美得电影画面也随之展现在眼前：轻柔舒缓的音乐响起，一幅幅凄美得电影画面也随之展现在眼前：一个落寞的女人默默注视着往来的人群，她是电影领座员。她每天引领着众多的情侣观摩在电影院上演的爱恨情仇和海枯石烂，看着情侣每天陶醉的情形，她内心充满了落寞，但她尽量不去打扰情侣的甜美时光，只是在角落的黑暗里孤独。黑暗是绝望和而又奇特的，黑暗前面就是一条通往电影甜蜜爱情的魔幻大道，每天无数的情侣通过这条魔幻大道将自己的爱情故事在银幕上上演。她多么想走上这条魔幻大道，走进银幕般的甜蜜去演绎自己甜美的爱情。但这只是她在电影放映时所拥有的一个梦，现实仍然是残酷的，她在电影院里卖着冰淇淋，连同她的梦想也出卖了。直到当电影剧终的时候，她留下了心酸的泪水。

这是一幅唯美的画面，更是一部美轮美奂的电影，我一直在想，谁能帮我将这首曲子，画成一个漫画呢？然后搭配上这首淡淡忧伤和凄美的Magic boulevard，这将是多么美的事情。

                                                          Magic boulevard

         Elle voit des films 她看这些电影　 　　Cent fois les memes　看上数百遍　
　　Les memes crimes　同样的罪恶　 　　Et les memes scenes　同样的画面　
　　Elle travaille seule 她独自工作　 　　Elle place des gens　她将人们　
　　Dernier fauteuil　领到最后一个座位　 　　Ou premier rang　或是第一排　
　　Les phrases d'amour 那些情话　　Sur grand ecran　在宽大的银幕上　
　　La nuit le jour　在黑夜和白天　　　Ca lui fait du vent　就象风掠过无痕　
　　Elle vit comme ca 她就这样活着 　　L'amour des autres　看着别人的爱情　
　　Mais quelque fois　可有的时候　 　　Y'a l'image qui saute. 一个身影也会闪过
　　Elle vit sa vie dans le noire, bizarre　她在黑暗中过着古怪的生活　
　　Pour toujours elle maquille son desespoir 她终日掩饰着她的绝望　
　　Au Magic Boul'vard 在这魔幻大道　 　　Elle laisse tranquille 她不去打扰　
　　Les amoureux　那些相爱的人们　 　　Qui rate le film　他们看电影　
　　En fermant les yeux　却闭着眼睛　 　　Elle vend ses glaces 她卖冷饮
　　Avec ses reves　连同她的梦想　 　　Un sourire passe　一丝微笑　
　　Au bord de ses levres　在她的唇边滑过 　　La demoiselle 这个女孩
　　A lampe de poche　拿着电筒的引座女孩　 　　Se voudrait belle　她也想变得美丽　
　　Pour faire du cinoche　也来拍一部电影 　　Parfois quelle chance 有些时候　
　　La salle est vide　影院空无一人　 　　Pour une seance　有一次在想象里
　　Elle devient Ingrid　她成了英格丽鲍曼　 　 　　Elle voit passer 她看着那些人走过　
　　Des gens connus　那些认识的人　 　　Des gens glaces　那些冰冷的人　
　　Qui ne parlent plus　他们从不说话　 　　Jamais la foule 也从来没有人　
　　Ne prend sa main　牵她的手　 　　Ses larmes coulent　她哭了　
　　Avec le mot FIN.　当“剧终”出现的时候